再者，從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國內學術界一度對“和平崛起”可行性的熱議是否缺少當代學理基礎，大可借此來反思和商榷。未來中國要實現再度復興的時間和空間，畢竟是在西方主導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發展觀念、現代化標準以及法律基礎數百年之後，並且還將處於信息化和草根政治大有超越傳統國家管理能量之勢的空前不確定的新時代，因而要以完整的儒家文明（即超民族國家和泛文化的“義理”）來不斷回應源自歐洲科學主義的國家“叢林法則”的現實拷問，終究有“水土不服”、“海市蜃樓”之虞。在南海問題上，中國一直遵循鄧小平所倡導的“擱置爭議，維護現狀”的原則，與東盟和有關鄰國達成過多項正式共識乃至具有一定國際法約束力的共同行為準則，講“義理”的工作可謂做到了極致。
然而，義理“管”的畢竟是君子而非小人。多年來，小偷並未聽從君子好言規勸，反而越偷膽子越大，甚至發展到了“賊喊捉賊”，公然要把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的地步。此一情形之下，中國若繼續做謙謙君子，則面臨著一部分家當（“藍色國土”）要被盜鼠們啃食而淨的危險；若奮起喊打，則苦心經營多年的和平形象和外部環境都將遭受損毀。因此，以南海問題為代表，中國主觀上的“和平崛起”夢想不斷受到國際政治現實的嚴重擠壓，一再陷入選擇兩難的困境。顯然，這是不符合中國古典“天下觀”的道德傳統，卻符合當代國際政治力學邏輯的一種前景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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