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經濟學教授許小年先生，在“2008中國宏觀經濟預測秋季論壇”上發表了名為《宏觀經濟是偽科學》的演講，他也道出了類似的“天機”。他頗為憤憤的說道，“宏觀經濟預測，做到後來感到非常沮喪，不是因為老輸給宋國青，而是後來發現宋國青只不過跟統計局聯繫的好一點。”看來，許教授和我一樣，也不善於搞官方關係，而是本分地根據經濟學邏輯來推演經濟走勢。可想而知，沒有了數據製造者的一手訊息，我們的判斷當然就無法達到驚人預測了。
過往，中國並沒有對數據洩密者實施嚴苛的行政或法律問責，而多是以譴責作為聲討手段，但這一切無法代替法律責任，只會讓洩密者越發肆無忌憚。
無論是根據《統計法》，《保密法》，還是《刑法》，我們都能找到相關的法律依據，來處罰數據的洩密行為。顯而易見的事實是，CPI、新增貸款、投資、消費、進出口等經濟金融數據在未披露之前，基本都屬於涉密數據，提前得知都能從一定程度上獲取利益。《統計法》就規定，“統計數據依法公布前，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洩露；統計機構、統計人員洩露國家秘密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還有，《保密法》也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洩密數據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刑法》398條規定，洩露國家機密情節特別嚴重的，可以處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所以，時常發生的數據洩密事件，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無法可依，而恰恰是多部法律已經足以規範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有法可依之際，在巨額利益的刺激之下，或者處於“無所謂”的考慮，從內部提前放出去的數據，就這樣造成甚大的惡劣影響。
本來，由於經濟是個極為錯綜複雜的系統，任何個體企圖全面地分析並預測其走勢，都是“蚍蜉撼大樹”之舉，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經濟只是用來分析的，而難以準確去預測。業界人士時常用“預測對是蒙的，預測錯是必然的”的語言，來調侃經濟預測。
尤為可笑的是，不少專家學者、投行人士甚至都敢預測，“年內央行還會加息幾次，端午節前加還是節後加息”這種完全拍腦袋的經濟命題。能夠準確預測央行何時加息，唯一的辦法就是央行內部有關係，能夠提早知道內部消息。除此之外，就只能靠“蒙”了。過往，我們看到多次央行在傍晚加息提准之前，股市都會在當天下午尾盤有所反應，其中關鍵原因即是政策的提前洩露。
所以，除了經濟數據的提前洩密之外，另一需要重點防範的就是重大經濟政策出台的提前洩密。無論是央行的歷次貨幣政策調整，還是四萬億刺激計劃出台之前，消息靈通人士都得以提前獲知。
對於學者而言，預測的準確度至多影響的不過是自身的口碑和“吹牛”的資本，可券商投行等市場主體的數據競猜，則往往成為他們進行套利交易的主要工具。尤其明顯的是在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事先預知數據的投資者，可以在數據發布之前提早布局，利用所獲數據與市場預期的差異博取巨額收益，將市場風險轉化給最後通過“四大門戶”得知消息的投資者。而且，中國不少券商研究所主要依賴向基金公司出售研究報告生存，如果券商研究員拿到的數據經常準確，或者參與了利益輸送交易，相關的研究員從中就能拿到不菲的分成。
經濟數據和政策的洩密後果已經漸漸顯現，不僅誘發了金融市場的波動，先知先覺的資金獲取暴利，讓小股民損失慘重，而且嚴重影響到中國經濟安全和統計部門權威性，必須徹底拔除這顆毒瘤，方能還中國經濟以正常的運行環境。（時間：6月15日 來源：中國證券網 原標題：中國關鍵經濟數據頻洩密的真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