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一直在下降，每年平均增速約為1%，但同時，我國經濟一直保持了兩位數的快速增長。”蔡昉說。
伴隨著我國勞動力供給增速減少的，還有一系列經濟結構變化。數據顯示，2010年GDP“萬億俱樂部”成員已擴充到17個，其中，中西部地區增長強勁，占有10席，而東部僅占7席。中國經濟發展已經走過了“東部快速增長、中西部滯後發展”的階段，這使得眾多傳統的勞動力輸出大省也開始需要大量勞動力，中西部地區與沿海地區“搶人”現象屢見不鮮。
物價走勢也深刻影響了中國經濟。由於農產品價格近些年來持續上漲，加上農業稅取消，農民務農收益較過去有所增加。但與此同時，正是在農產品價格的推動下，物價總體處於上升趨勢，加上房價在2005年以後一路飈漲，城市生活成本越來越高。
與此同時，受戶籍制度制約，農民工與城鎮戶籍居民在社保、醫療、子女就學等方面仍然存在差別待遇。在農村生活條件越來越好，城市生活成本越來越高的對比下，越來越多農民選擇在家務農，而不是背井離鄉去當農民工。
轉型升級為根本出路
伴隨著“用工荒”的是漲薪潮。工信部近日發布的2011年中國工業經濟運行春季報告顯示，繼2010年30個省（區、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幅度達到22.8%）後，今年又有北京、重慶、江蘇、廣東等13個省市再次較大幅度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勞動力報酬普遍上漲，進一步提高了企業運營成本。在今年的“用工荒”中，最先波及的無疑是中小企業。據民建中央的調查，超過90%的受訪珠三角企業表示存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這種供求關係的變化迫使企業提高員工待遇，從而帶來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靠臨時性漲工資是不夠的，改善“用工荒”的核心在企業。中小企業解決“用工荒”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增強創新能力，完成產業升級。
從國際經驗來看，“用工荒”也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前奏。在上世紀60年代，日本就出現過此現象。當時日本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約50%，產業工人的短缺使日本製造業依靠廉價勞動力的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為此，日本採取擴大設備投資、促進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等辦法予以破解。
蔡昉說，我們現在的趨勢是未富先老，舊的比較優勢在喪失，新的比較優勢尚未形成，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勞動力短缺的結果是工資持續上漲，2003年開始就是如此。如果將農業中雇傭工人的工資列出來，會發現它的上漲速度甚至更快，剔除物價因素之後，平均每年漲幅高達20%以上。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認為不能靠人口政策調整。即使現在放開生育限制，我們也不可能扭轉老齡化趨勢；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保持經濟增長。”蔡昉說。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表示，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是支撐中國經濟實現第一次轉型的重要因素，但近年來“用工荒”問題的日益突出意味著這一發展優勢正在逐步消失。“用工荒”拐點帶來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正是倒逼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重要力量。
(來源：上海證券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