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迺強：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區域偏重呢?
陳婉嫻：這個沒有，因為我們準備在明年的立法會分區直選五個區都會派人出來選。回到剛才的議題，如果每一個區在立法會都可以有代表勞工的聲音發出來，那麼勞工階層的力量自然會很大；我也希望，將來18個區的區議會我們也都能有代表勞工們發出聲音。當然，從局部到全面是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的，現在能達到推出40多個區參選，已經是盡了我們最大能力了。但我相信假以時日，人一定會越來越多，那我們在立法會層面就可以有足夠的人選，我們會五個區都有議員，到時就是由他們帶動我們現在的18區的區議會。將來還有一個叫做“超級區議員”的議席，我們一定要派人出去競選的。希望能產生“風車效應”，即一個帶五個，五個再帶下麵的一批人，在整個選舉過程中將勞工的權益、基層的權益，告訴香港市民大眾。
劉迺強：現在傳“超級區議員”就是派你出去……
陳婉嫻：我現在不會答的（笑）。但我自己也有考慮，因為我離開立法會都有兩年多了，我目前很享受在幕後團隊做些策劃等等工作，除了這些，我還能夠有時間做一些我自己很喜歡的事情，比如在解決勞工就業環節、土地問題等，這些都需要花時間的。你知道政府對土地的態度，以及整個社會的觀念，要扭轉過來，是需要下一番工夫的。我舉個例子，就是以前年政府施政報告提出的“活化工廈”，本來理念是活化工廠大廈，有利創意產業的發展，但政府推出後，現在影響的正是工廠大廈一些很基層的小企業，因為當時工廠大廈租金便宜沒人去嘛，而“活化工廈”提出之後，租金一下變得貴起來了，市場都在炒這些工廠大廈，很多類似做文化創意的小租戶小企業因此被迫離開。在這類問題上，真的是需要有一批人來推動整個社會朝著健康發展的，不能只利地產高，而損害所有經濟活動。
劉迺強：就是說，除了議會之外，還需要其他力量……
陳婉嫻：很重要。老實說，這個非常花費時間。
劉迺強：本來工會就是工運啦，又要參政，現在又要推動社運，那麼目前工聯會在這三個方面如何處理互相的關係呢?側重點在甚麼地方？
陳婉嫻：工聯會的發展是按不同時期勞工所面對問題，而調整工作，例如，八十年代發覺勞工的權益不單止我們是關注的最低工資、標準工時、或集體談判等等，還牽涉到更廣泛的社會權益，譬如房屋、醫院、交通等等議題，因此成立了一個社會事務委員會。所以我覺得兩者的作用是互相的，我們通過不同的運動，比方說工運、婦運、社運，幾股不同的聲音一起發出。我們早年曾深入的做這類政策研究、論證等工作。因此，幾個事情之間是沒有區分，又存在相互聯繫、互相促進。
我們再三強調，要解決基層勞工最低工資的立法非常重要，但之前政府完全不為所動。我們就在後面做很多推動性的工作，做到某個階段我們就會把資料交給前面議會的同工，例如工聯會98年跟浸大做過研究：提出必須有以就業為主的經濟發展策略。事實上，在世界任何城市在高度發展過程當中，總有一群人跟不上發展腳步的時候，就一定要有另外的經濟元素去幫他們，日本很典型，美國也很典型，他們在處理中以另一元素經濟，助被經濟邊緣了的勞工階層。所以，我們幾個方面工作是一環扣一環的，我們在兩年多前工聯會在代表大會上通過要成立“政務委員會”，透過全面參政，有利爭取勞工、基層之權益。我們就是覺得如果社運有工運支援，工運有社運助力，再加上議會力量，有左有右，有層層的力量配合，整個運動的效果會更加理想。
劉迺強：側重點在哪里呢？
陳婉嫻：是三者同時進行的，而且要一環扣一環的，在這個過程當中工聯會及各屬會要有一個統一的認識。我記得九十年代初研究完英國工黨之後決定不做參政的團體，或者只是有限度參政，這在當時工聯會內都存在不同的看法。我們梳理這樣的想法都需要很長時間，我們的共識當然比較多。
當前重點推動的工作是，面對香港就業困難的問題，我們曾做了不少方案、計劃給政府，但恍如石沉大海無影無蹤，當時我們提出如果一些較旺的地區有著名的廟宇、著名的建築物，是可以創造出就業機會的。譬如日本的淺草、看櫻花的上野，上海的城隍廟等地區，方圓幾公里都是小商品流動，自然可以帶出生意帶出就業機會嘛。類似這樣的理念我們在2002年，做了一個實踐方案，在煙火旺盛的黃大仙旁，搭建一個廟會文化“騰龍墟”助基層就業。雖成功，但政府並不重視，令人氣憤。這需要我們集結更大力量，以推動政府正視，這是我們要關注的議題。
劉迺強：講回這兩年的選舉，你們有沒有很明顯的政綱?
陳婉嫻：有的。例如我們現在說最低工資，五月一日實施，估計會衍生很多問題，我們認為如果要處理好最低工資，給工人最大的保障，就必須要有多元的經濟元素，而土地規劃扮演很重要角色，政府要有這方面政策、措施的更改。
我們一直也在催促政府，你做不到，由民間幫你成立一個促進就業委員會；又譬如人口老化、退休保障、公屋，醫療等等，我們都要將這些事情做好分析論證，上升到理論層面，提交我們的解決方法，迫使政府要為基層、勞工權益做更多這類的事情。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6月號，總第16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