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已過去，企業家找尋適合投資機會，而中國又面臨打壓房市政策，台商須為自己怎麼有辦法殺出一條血路四處奔波。
c.開發平潭並非摸著石頭過河，現在的平潭大開發，是選擇模式的問題，特別是讓台灣人共同參與建設開發。通過兩岸合作共創雙贏，讓台灣共同分享政策利多，在實驗區的建設過程中讓台灣方面深度融入參與，選擇經濟和政治如何有機會完美的結合。
4.平潭的威脅：面臨其他特區的發展競爭
a.珠三角及長三角產業鏈比平潭更加完善，跨國企業選擇對產業有利的地方來發展，風險比較小，就去哪邊投資。
b.平潭無法如香港或珠三角洲有腹地基礎，若規劃自由貿易港，須考慮貨物量及腹地問題，以當年高雄為例，侷限在高雄，一是沒腹地，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之後，就沒貨物了。(注43)
c.無論是政局的不安定還是政策的不確定，不管是中國大陸的人事變動還是台灣政壇的風雲變幻，政策若不一致，對於平潭的開發都極為不利．未來平潭若無特殊的優惠或開放政策，很難吸引大規模的台商板塊移動至此。
d.平潭綜合實驗區的政策位階，僅於“海西區”之下，政策力度不若中國大陸其他同時也在如火如荼地開發的經濟特區，諸如天津濱海新區、重慶兩江新區等，對於台資的吸引力有限。
三、現階段“海西區”與“平潭”的發展評估
（一）“海西區”有其經濟發展潛力，但尚不足以滿足對台戰略目標
從“海西區”和“平潭”的概況分析可以得知，儘管海西有其特殊的對台地緣優勢，但由於經濟發展的機遇，台灣面對中國大陸早已不再侷限於海峽西岸，而有完整的佈局在長三角、珠三角，乃至環渤海區、中西部開發等等，更遑論在ECFA簽署之後，台灣將更有經略中國大陸的開放政策；此外，在“富士康”效應的發酵下，台商遷徙的路徑，也是大量的往中西部、華北去前進。“海西區”雖有其地緣優勢，但其與東南沿海一帶均同、相對偏高的工資成本，是否還能夠持續吸引台商留駐、甚至加大投資力度，確實為一大挑戰。
換言之，“海西區”雖有其經濟發展的潛力，如僅僅要利用“海西區”對台“先行先試”的經濟優惠政策，或者訴諸於不著邊際的“文化五緣”優勢，來吸引台灣的目光，讓海峽兩岸建構所謂的“海峽經濟區”，甚至達到北京當局對台“統一示範”的政治效果，恐力有未逮，此也是台灣方面大多數學者專家，雖然看好“海西區”的經濟潛力，卻不認為海西將對台灣造成巨大政經影響的重要論證理由。
（二）“平潭”的發展，關鍵在於“先行先試”政策的運用與落實
“海西區”既已如此，身處海西之下，先前從未有強大政策開發力度的平潭島更讓人憂心忡忡。平潭現階段雖有部分特殊的對台優惠政策先行先試，但直言之，由於台灣迄今並未真正“前進”平潭，平潭也未有完整的基礎建設或更為完善的治理制度，來面對台灣。各種優惠政策（例如車牌登島、海峽大橋等），恐怕還只是處於鏡花水月的空想階段。
不過，危機就是轉機。“平潭”的從零開始，雖是其發展劣勢，但卻也是其值得大加利用的“後發優勢”。換言之，“平潭”的後續發展，關鍵在於“海西區”如何進一步擴大利用其已具備的“先行先試”的政策利基，轉化成真正對台灣具有吸引力的政策方案。而循此思路，正是本研究所欲思索的從“海西”到“平潭”的制度創想。
（三）創造制度新典範，才是“海西”與“平潭”躍升的關鍵
誠如上述，“海西區”和“平潭”的確具備對台發展的機會和優勢：“海西”的地理區位優勢和中央政策的高度扶持，是其發展的重要機遇；而“平潭”這個未經大規模開發的處女地，正讓其具有“後發優勢”的一切可能性及想像空間。因此，吾人進一步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創造出與其他經濟區不同的發展戰略，讓“海西區”和“平潭”得以突出在中國其他具有競爭力的經濟區域之上。事實上，“海西區”的政策規劃，確實是朝著這個方向去思考，但卻多侷限在經濟政策的先行先試，而忽略了其他面向發展的可能性。這種與其他經濟區塊之間的競爭，比的只是誰比誰拿到更多的中央對台經濟優惠政策，誰比誰更有吸引台商投資的經濟區位，而可能變成是一種彼此相互競爭抵銷的零和發展。
直言之，中央既然提供了“海西區”對台先行先試的政策高度，“海西區”就應該以更大開大闔的格局，來思考創想從經濟、社會、文化乃至到政治等各種對台政策開放的可能性，從政策創新的角度，去思考從“海西”到“平潭”的制度新典範，或許才是得以從上述零和困境中跳脫出來，進而躍升發展的真正關鍵。
（待續）
(注1)請參見：高朗，1999，〈從整合理論探索兩岸整合的條件與困境〉，載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公司，頁58~65。
(注2)王俊南，2001，〈兩岸統合歧見之探討：理論與實務〉，台北：《共黨問題研究》第27卷12期，頁8~24。
(注3)可參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網址：www.mac.gov.tw。
(注4)李家泉，2009，〈一國兩制與建構兩岸和平發展框架〉，北京：《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158期，頁36~40。
(注5)袁曉江，2009，〈經濟特區與中國模式〉，深圳：《特區實踐與理論－紀念深圳特區三十週年專刊》，頁6~10。
(注6)楊積堂，1999，〈民族自治區政策和經濟特區政策比較與立法借鑒〉，青海：《青海民族研究》季刊，1999年第3期，頁80~83。
(注7)Martin Jacques著，李隆生;張逸安譯，2010，《當中國統治世界》，台北：聯經出版社，頁13以下。
(注8)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3，北京：人民出版社，頁30。
(注9)紀欣，2007，〈香港實踐“一國兩制”十年對台灣之影響〉，台北：《海峽評論》第199期，頁31~35。
(注10)張麟徵，2007，〈“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的經驗與展望〉，台北：《海峽評論》第199期，頁23~26。
(注11)王英津，2009，〈關於“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的新構想〉，廈門：《台灣研究集刊》2009第2期，頁1~7。
(注12)潘錫堂，2001，〈“一國兩制”不適用於台灣〉，台北：《國政評論》，2001年6月5日。
(注13)當然，類似於邦聯的“兩國兩區”整合模式，還有“國協”或“歐盟”模式等，但其在“統合”的基本概念上，與邦聯大同小異，故本研究在此並不特別加以論述。
(注14)參見：王英津，2003，〈邦聯制模式與兩岸統一之探析〉，廈門：《台灣研究集刊》第81期，頁53~59。
(注15)翁松燃，2001，〈統合模式初探〉，台北：《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3期。
(注16)張富美編，1988，《:台灣問題論文集－台灣現狀與台灣前途》，台北：前衛出版社，頁29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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