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對於民生的現狀及國家戰略向民生傾斜的發展前景的評估，也是日本得以保持心態平和的另一個依據。用財政經濟大臣與謝野馨的話說：“我們做經濟工作不是為了爭排位，我們為國民的生活更加富有、充實而努力。”作為內閣經濟事務最高負責人在記者的“逼問”之下的公開表態，其中必有“走過場”的成分和某種“酸味”這一層，但就事論事地說，在與謝野馨所強調的民生領域，日本確實做出了舉世稱道的成績。這也是近年來日本歷屆內閣，無論幹得有多爛、多麼短命，卻都可以自拍胸脯，毫無愧色地傲然誇示於國際社會的自信來源。
但毋庸諱言，5萬億美元確乎成了日本的GDP瓶頸，至少短期內難望破局。而若想守成，維持民生的成果於不墜，客觀上日本必須摸索出一個靠譜的增長機制，並保持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量，這是今天日本朝野最大的共識，相當程度上，也是國內政治能否進入良性循環軌道的關鍵之所在：任何政權，如果不能在這個問題上拿出現實可行的方案，並作出為世所認可的努力的話，則終難擺脫“過渡”色彩。對此，雖然共識堅固，但處方問題則莫衷一是。菅直人首相力倡的所謂繼幕末、戰後的“第三次開國”論，也無非是表達了某種強烈的意願，但並不等於找到了可藥到病除的處方。
那麼，日本的增長機制到底何在呢？擇其要者言之，主要有二：一是繼續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倚重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亞洲新興國家，以期重新拉動日本的增長。上述與謝野馨的公開表態的後半句說道：“中國經濟實現了躍進，作為鄰國我們是很高興的，我想讓包括東亞、東南亞在內的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這是個基礎。”作為現內閣的財政經濟大臣，與謝野馨的發言當不是空穴來風，而代表了主流社會的某種共識是肯定的。事實上，即使在被稱為“政冷經熱”的小泉內閣時期，中日關係空前惡化，可生意卻照做，“中國特需”都曾起到過日本經濟“起爆劑”的作用。遑論蛋糕又大了何止一圈的今天，中國經濟無疑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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