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能夠倖免於理財災難,為其他經濟體系欣羡的對象,並不是我們真的得天獨厚,天然資源豐富,提供源源不絕的財政收入;反過來,就是因為我們缺乏任何天然資源,我們要特別努力工作,在一個與別不同的制度下打出一個新天地。我們奉行簡單低稅,繳薪俸稅的市民只佔工作人口四成,其中二十萬人繳的稅款,已超過薪俸稅收入的八成;不用繳交利得稅的企業,更接近九成,證明政府的收入絕不是所謂“橫徵暴歛”而來。我們多年來恪守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公共理財哲學,累積儲備,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居安思危,避免現時一些經濟體系出現的困窘──政府負債纍纍,遇上金融風暴,不但無力提升公共支出來振興經濟,反過來因政府收入減少,需要壓縮開支,造成經濟政治的困局。
香港是一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系,我們全球化的程度很高,但同時政府收入亦頗大波動,地價收入和印花稅收入在經濟暢旺時可以異常地高,但在經濟遇上逆境時,有關的收入極不穩定。在過去十年,印花稅收入曾經低至七十五億元,亦曾高逾五百億元,差別以倍數計。利得稅和薪俸稅收入亦會隨經濟周期波動,金融風暴期間,利得稅收入曾經一度減少四分之一,由一千多億銳減至七百多億元。這些數據顯示,政府收入容易受到市場情況影響。
我們的收入較為波動,但開支的彈性卻非常低。政府服務全港市民,而不少市民亦依賴政府提供的服務。我們每年的基本開支當中,超過九成都是一直推行的計劃。與收入不同,我們的開支不會隨經濟周期上落,通常是只會升而不會降,遇上經濟收縮和政府收入下降時,政府支出,特別是民生的開支,通常會大幅上升。
財政司司長的工作,是為香港市民妥善管理大家的資產,務求將大家的財富作安穩的投資,尋求理想的回報,在經濟欠佳的時候,提供適當的紓緩給有需要的市民,亦為我們的下一代築起穩固的防火牆,讓他們安心發展香港的經濟,讓他們可以安居樂業。我不能夠同意所謂“官富民窮”的說法。這不但與事實不符,同時挑動官民之間不存在的矛盾。其實,官也是民的一部份,我們的收入受到經濟周期和外圍因素影響,民富則庫房充實,市民收入穩定增長,正是我們的施政目標,我們高興都來不及,豈有追求“官富民窮”之理?相反,在市民遇上經濟逆境時,我們會採取反周期策略,有效運用政府資源,刺激就業、改善民生。在過去三年期間,亦即是在金融風暴導致經濟最為波動的一段時間,政府支出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增長幅度是同期經濟增長的三倍半,證明我們善用儲備,與市民共度難關的施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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