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部分舉措可以通過某些政策領域出現的強大特殊利益集團得到解釋，它們影響了政府的行為方式。到海外獲取資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例如，許多人認為，“股本石油”——即擁有石油資源的所有權——是保證穩定供給的關鍵。事實上，這個政策相對於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具有明顯優勢的原因並不是很清楚，所以政府支持也許僅僅是迫於支持三大石油巨頭的壓力而做出的回應。此類事態發展大多是對特定壓力的務實反應。
不過，中國社會的某些部門已顯現出意識形態的轉變，尤其是在政府內部與擁有左傾意識形態的人群之中。他們聲稱，中國正在創造一種新的經濟與社會模式，一種比西方盛行的市場方式更為優越的模式。特別是，他們將全球金融危機視為以國家為重心的模式收複失地的轉折點。
文章說，這些人明顯錯了。一方面，沒有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就無法對中國經濟的上升做出合理解釋。另一方面，政府發起的投資會促進資本密集型項目，阻礙勞動收入的增長，從而加劇中國的失衡問題，讓政府在十二五規劃中制定的提高家庭收入的目標變得更加遙遠。
儘管如此，這種情緒的上升已引發了美國政策制定者的焦慮。要減輕這種焦慮，中國領導層必須認識到，國家主義的發展壯大既不會給中國帶來長期利益，也不會為西方所輕易容忍。對美國而言，它應該認識到，儘管中國政府很強大，但也不是中國政府採取的每個舉措都是精心策劃的結果。國家主義得到了一些人的擁護，但更多的人認為，市場路線才是中國應該采納的正確路線。
文章指出，華盛頓建設性接觸的政策為中國帶來了積極的變化。現在，在與一個更加複雜而不是更加激進的中國打交道時，美國政府應該尋求讓這項政策與時俱進，而不是放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