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在既定的安排下，主動增加匯率的彈性。從長期看，美國不會允許美元指數的大幅下跌，因為這將威脅到美元地位這一核心戰略利益。目前美國更願意推動不計入美元指數（計入該指數的主要是六個發達國家）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各種貨幣大幅升值，特別是人民幣。為此，我國要在堅持謹防美國借助國際力量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的同時，考慮到我國傳統行業在匯率大幅升值情況下的經營壓力，應將匯率升值速度與結構改革、資本管制措施結合起來。根據“此結合”的可能狀況，主動地、適度地加大人民幣升值幅度，這也有利於抑制輸入型通脹壓力。日本廣場協議後的失誤，主要在於過於擔憂升值的負面影響，採取了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同一時期，馬克匯率升值卻提高了德國的競爭力。
五是擇機適量儲備能源、資源、大宗商品和黃金。在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崛起的競爭過程中，美國危機後的結構調整，必然是艱巨的、長期的，而美元霸權地位決定了其必然會沿用美元政策救美國經濟的手段。故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內，世界流動性過多現象是必然的。為此，我國應逢低吸納、擇機購買非金融資產類商品。這一方面，可增強我國調控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能力；另一方面，適當制約美國將因美元指數大跌與美元/人民幣雙邊匯率脫鈎的做法。
六是儘管人民幣國際化是個漫長過程，但是當前存在加快推動人民幣區域化的工作空間。美聯儲之所以能濫發貨幣，是由於世界上缺乏與其能競爭的其他貨幣。當前國際社會對美元替代品興趣高漲。因此，我國應順勢加大人民幣對外投資、對外貸款，用於購買境內商品的循環步伐，加大控制人民幣“走出去”和“回流”的政策推行力度。同時，加大用亞洲美元支持亞洲實體經濟發展的工作步伐，以共同抵禦美元濫發的負面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