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外交方針轉變的更大背景，是美中兩強達成合作共識的結果。此前美國分心於反恐戰爭及應對金融危機，以及中國的持續崛起，加上兩國又缺乏外交默契，一度使得中國周邊國家感覺到有必要“選邊”的外交壓力。在那種氛圍下，於2009年結束自民黨統治的民主黨第一任首相鳩山由紀夫，提出了建立“對等日美關係”，要求美軍軍事基地普天間機場搬遷，乃至主張不包括美國的“東亞共同體構想”。
在美國高調“重返亞洲”政策提出後，日本在外交上又開始擺回到美國。延坪島事件後，日本不但舉行了規模龐大的美日軍演，還讓韓國首次以觀察員身份共同參加，明顯是為了深化日美同盟。首相菅直人在國會眾院發表施政方針時，更形容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的基礎”，並將在今年訪美時提出21世紀的日美同盟藍圖。
日本在中美之間擺蕩，固然可以歸咎於其政治上缺乏完全的自主，但也同美中關係不穩定，為東亞局勢製造太多不可知因素不無關係。隨著美中取得外交共識，確定未來幾十年的雙邊合作，自然也消除了困擾東亞的變數。對於日本而言，這意味著它無需在兩強之間不斷猜想，也不必對未來有不實際的幻想，因而能夠比較專注於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新加坡《聯合早報》社論 文章原題：東亞新局面下的日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