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正在尋求對華政策的新的“戰略杠杆”。從2005年開始，美國人已經不得不承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崛起已經無法用外力阻擋，金融危機期間，他們甚至發現自己有求於中國的遠比中國有求於自己的多。如今在外匯儲備、對外投資、傳統製造業、航空航天、交通通訊，乃至奧巴馬政府最看重的新能源領域，中國都呈現出蒸蒸日上的發展態勢。在經濟和市場上，美國人發現自己可打的牌越來越少，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牽制和平衡中國的發展及其國際影響力的擴大，美國必須尋找具備優勢的“戰略杠杆”。
第一、在地區安全領域，動員其盟國體系，利用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矛盾構築防範“中國威脅”的同盟。在過去的一年，美國成功地利用了“天安”號事件、中日釣魚島衝突以及東南亞某些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的要求大踏步地“重返東亞”，整個過程不費一槍一彈。美國的“重返”無形中對中國形成了巨大的戰略壓力，而中國就此做出的任何反應，包括軍事現代化的進展都會因為周邊國家的恐懼而自然而然地進一步加強美國營造的同盟體系。
第二、在金融和人民幣匯率上，利用其國內政治特點保持對中國的壓力。雖然金融危機重創了美國和世界經濟，但美元依然維持著世界通貨的地位，世界各國都不得不承受其輸出危機的代價。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在人民幣匯率上，幾乎任何具備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清楚匯率不是解決美國失業問題的鑰匙，但在金融危機之後，克魯格曼、伯格斯坦等主流經濟學家突然轉而鼓吹人民幣匯率製造“全球失衡”的論調，其中的“項莊舞劍”之意恐怕不是人民幣幾個百分點的升值可以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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