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根據自身改革開放需要，不斷融入國際體系、摸索自身發展道路的同時，對美戰略定位也在發生顯著變化。上個世紀最後十年，中國一直視美國為中國崛起的最主要外部障礙。1992年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存在，始終是解決和平與發展問題的主要障礙。”顯而易見，這裡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主要是指美國，美國是中國追求和平與發展的主要障礙。15年後，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國與國相互依存日益緊密，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國際形勢總體穩定。同時，世界仍然很不安寧。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局部衝突和熱點問題此起彼伏，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南北差距拉大，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這裡主要強調了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當然也提到美國的“霸權主義”，但只是作為世界“不安寧”的五大原因之一。可見，中國目前更多地視美國為相互依賴的另一方，而不再是“主要障礙”了。
總體而言，通過十多年的交往和磨合，中美均不視對方為“不可避免的敵人”，儘管雙方是否為“友”的問題仍未解決，但是否為“敵”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雙方均視中美關係為雙贏博弈，而不是零和遊戲，這個問題的解決是中美關係向前走的基礎。
中美關係的另一大變化是從“安全主導型”雙邊關係轉向了“復合依賴型”。“復合相互依賴”的雙邊關係有三大特征：國家之間交往渠道的多樣化、軍事力量的作用下降、缺乏主導性議題。經過冷戰後30年的發展，中美關係早已經超越國家對國家的關係，而成為國家對國家、政府部門對政府部門、城市對城市、企業對企業、個人對個人等多層次、多渠道交流。多元化、多渠道的交往，必然導致利益的多樣化和政策的複雜化，從對外交往中獲益不等的機構、企業和人群，也會形成某種形式的政策共同體。早在1999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就預測，當中國從國際體制中得到利益並開始認同這個體制時，新的利益集團就會隨之出現。在多元化的利益中，沒有一個議題能主導全局。在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中美兩國學者總是習慣說，某一個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核心的問題，只要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就將迎刃而解。的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中美雙方都在關注少數幾個問題。實際上，軍事安全一直是一個主導性因素，中美之間的任何一種交往，都要放到軍事安全的天平上衡量一下。但是，在2009年首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中美兩國之間的對話除了涉及傳統的台灣、人權和貿易議題，還涉及阿富汗、伊朗、朝鮮、巴基斯坦、蘇丹、能源、氣候變化等地區性或全球性議題，難怪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說，“除了沒有討論上月球，我們討論了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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