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種族識別
既然史萊特是英國人，曾淑玲是新加坡華人，那是否意味著他們會申請在孩子證件上種族類別一欄填上“Caucasian-Chinese”的身份？
對此，兩人都表示，會讓孩子達到法定年齡時自己做決定。然而，他們倒是希望孩子在18歲時去服兵役，接受磨練。
曾淑玲留意到，完成國民服役的男生，念大學時比小他們至少兩歲的女生更為成熟，也更專注於課業。克里斯也點頭表示贊同。
曾淑玲說：“或許因為我們都是教師的緣故吧，文化方面的差異不曾造成太大的問題。”
有意申請成為新加坡永久居民的史萊特附和道：“是的，我們都相信教育的力量，重視人格的塑造。”
原本“寧死不嫁給外國人” 伍慧賢被南非人普萊克打動
孩子小的時候，伍慧賢(40多歲)總是因為怕臟、怕熱，不讓孩子在沙灘上玩。丈夫格裡.普萊克(Gary Pryke，54歲)卻正好相反，認為孩子應該有各種體驗，不但不阻止三個女兒在沙灘上玩，還與她們鬧成一團。
對於丈夫的做法，伍慧賢起初頗有微言，但仔細想想，丈夫也有道理，就不再堅持己見。
管教孩子時，這名當公務員的本地媽媽非常樂意扮演“黑臉”的角色，讓丈夫成為女兒們心目中的“白臉”。她說：“對於女兒的管教，我確實是比較嚴格的，Gary則寧可選擇花時間跟她們說理，促進親子關係。”
隨著孩子逐漸長大，兩人的不同做法發揮了互補作用。例如，在女兒的學業表現方面，伍慧賢一點也不敢鬆懈，丈夫則一副的不以為意，讓女兒們在“一緊一鬆”之間有了不同的發揮。大女兒晨曦(21歲)以優異成績到國外深造；二女兒晨恩(19歲)熱愛閱讀、喜歡寫作，十分有創意；三女兒晨欣(16歲)則醉心舞蹈，目前是新加坡藝術學院的學生。
伍慧賢告訴記者：“我不得不承認，丈夫常幫我看到自己的一些盲點，他讓我明白，不能期望每一個女兒都一模一樣，而是要尊重她們，認識到她們是不同的個體，正如我們不能硬把一個方形的木樁放入一個圓形的洞裡一樣。”
伍慧賢說話時一直在一旁微笑聆聽的普萊克，這時輕描淡寫地說：“是的，孩子們自會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娘家”占重要位置
普萊克是律師，他是出生於南非的白人，與伍慧賢在英國念書時相識，並以誠意讓她打消了“寧死不嫁給外國人”的念頭。伍慧賢是教育部獎學金得主，畢業後必須回新加坡教書，普萊克於是毅然隨她前來。
正如許多異國戀開始時都遭到家人反對，伍慧賢雙親不諳英語，起初同樣不贊成女兒與“洋人”交往。
伍慧賢說：“老人家對洋人有刻板印象，認為他們不務正業，成天喝酒度日。雖然後來父母因為我一意孤行而百般無奈，但我知道他們是一直等到晨曦出生，才真正接受Gary這個女婿。”
伍慧賢自認家庭觀念很重，“娘家”在她心目中占據重要位置，這一點起初讓普萊克難以理解。“他無法理解，父母的一言一語為什麼對我有那麼巨大的影響？我怎麼總是堅持撥出時間跟父母相處？但他對女兒們的信任，其實也是從他母親身上學來的。我時時警惕自己，要以對自己父母同樣的孝心，去對待Gary的父母。”
普萊克的雙親仍健在時，他和伍慧賢每年都會抽空帶女兒到南非探望他們。令普萊克和伍慧賢感到欣慰的是，女兒們在家中尊敬長輩的氣氛耳濡目染下，在南非時對祖父母充滿敬意，還會主動牽著老人的手走下梯級等等，比年齡相仿的表兄弟姐妹的表現來得成熟。
“這就是亞洲價值觀的良好體現。”伍慧賢堅定地說，格裡依然但笑不語。
不為女兒決定身份
他們的女兒晨曦、晨恩和晨欣的出生證明書和身份證的種族一欄裡，一直都填上“European”(歐洲人)，問夫婦倆會否趁著新政策的推出，恢復女兒們的“雙重種族”身份，兩人都表示不會去影響女兒的決定。
“對我們來說，文化的差異可表現在飲食習慣等層面上，屬於哪一個種族一點兒也不重要。”伍慧賢這麼說，隨後高聲問回新度假、在樓上溫習功課的大女兒晨曦有什麼看法。
晨曦同樣不以為意，她回答說，當了那麼多年的“歐洲人”，早已習慣了。
不過，二女兒晨恩小時候的確曾因為種族與眾不同而被同學惹哭了。一些同學以為她聽不懂華語，就以華語笑她，說她膚色和頭髮顔色與大家不同。遇到這些情況，伍慧賢只好耐心地向女兒們灌輸正確觀念：因為種族與大多數人不同，因此外表與眾不同這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個人是否有良好的品格。
由於父親出生於南非，伍慧賢的三個女兒對南非的歷史特別感興趣，因此了解到1948年至1994年間前南非政府所推行的種族隔離政策，如何造成社會的分裂。這樣的知識在女兒同齡的朋友當中，相信是相對匱乏的。
伍慧賢總結：“我常說，如果要在race(種族)一欄裡填上最合適的詞匯，那應該是human race(即人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