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只是基層稅務局的情況，他說，到了省市級稅務局，情況大有改觀。“市國稅局人頭費每人每年6萬元，而省國稅局則為10萬元，辦公樓也都比較豪華。”
不光基層與省市有區別，省市之間的區別也頗大。
他的一個朋友，在南方某市國稅局工作，“年終的獎金就有兩萬元，一年的收入約20萬元。”
在李煒光看來，稅務成本是個很重要的問題，成本偏高背後是稅務系統浪費嚴重、徵稅效率低。
新中國成立以來，稅務部門基本上沒有對稅收進行成本核算，全國總成本、分稅種成本都沒有一個準確數字可供考核。
不過，一些官方報告也從另一方面印證了稅收成本偏高的問題。
2008年8月國家審計署署長劉家義在《關於2007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中提到，審計署對18個省（市）稅務部門徵稅成本開展了審計調查，重點抽查了省、市、縣三級236個稅務局。
報告顯示，各地稅務局主要存在著四種問題——
一是人員支出水平較高。2006年，18個省（市）稅務部門人員支出人均5.83萬元，抽查的236個稅務局人員支出人均9.06萬元。二是辦公用房面積超標。抽查部分稅務局，超標面積占58%。三是無編制和超編制購置小汽車。抽查已實施或參照實施車輛編制管理的162個稅務局中，有90個稅務局超編制購置小汽車。四是招待費、會議費、培訓費和出國費控制不夠嚴格。抽查的236個稅務局2006年支出達10.55億元，仍處於較高水平。
稅收高成本的深層原因
從稅收制度的設計來看，中國的稅收成本似乎應該低於一些西方國家。
通常，西方國家的納稅人包括家庭和企業，報稅是每個家庭一年中最重要的財務事項之一。相應地，稅務機關則必須將監管的觸角精確地伸向每個家庭，以詳細審查其每一項收入、每一項開支和每一項抵扣的數額與合法性。對美國這樣擁有上億家庭的國家來說，這當然意味著極其巨大的工作量。
中國的納稅人不包括家庭，只有個人和企業，而針對個人的納稅事宜一般也以代扣代繳方式由企業承擔。換言之，中國稅務系統只需要盯住企業就夠了，對個人和家庭幾乎完全不用費心。
李煒光說，美國實行所得稅制，中國實行流轉稅制，流轉稅以市場交易為徵稅對象，有交易便有稅收，以交易額計算稅額十分方便；所得稅則以淨收入為徵稅對象，需要核查一系列成本支出，徵稅複雜性比流轉稅高得多。
不管是從納稅人還是從稅制講，中國的稅收成本都應該在美國之下。稅收的成本為什麼還會如此之高？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中國的國、地稅分家是其中原因之一。
1994年中國稅制改革，稅務系統一分為二，國、地稅分家，各自成立了從省級到縣的國稅地稅系統。一套班子變成了兩套。以某縣為例，國稅100來人，地稅七八十人，增加了人頭費。
1994年稅制改革後，一方面，中國稅收收入得到了快速增長，1993年～1995年，工商稅收收入以年均900多億元的速度遞增。另一方面，機構分設後，人員大量增加，致使1995年人均徵稅額增長不高，大大低於每年稅收收人15%以上的增長速度。稅制改革增加了稅源，機構分設又增加了大量人員，人均徵稅額的增加低於稅收總量的增長幅度，徵收的效率實際上是下降了。
減稅負需先降徵稅成本
稅收成本增加的一個後果是，加重了中國的稅收負擔。為了抵消高成本，必然要向民眾征更多的稅。
《福布斯》根據對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的稅負進行的比較研究，用稅負痛苦指數作為衡量稅負輕重的指標。而連續幾年，中國都在這個稅負榜單中名列前茅。不過，國家稅務總局認為，《福布斯》稅負指數描述宏觀稅負的高低存在著明顯的缺陷，與國際水平相比，目前中國宏觀稅負水平是適度的。判斷宏觀稅負水平的高低只能以稅為標準，不能稅費混用。中國稅收收入是不含社會保障稅的，宏觀稅負大大低於不含社會保障稅的大部分工業國家。
李煒光說，世界銀行曾對不同國家的收入水平類型提出過一個劃分標準，人均GDP低於785美元的國家為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值一般為13.07%；人均GDP786～3125美元的國家為中下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一般為 18.59%；人均GDP3126～9655美元的國家為中上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一般為21.59%；人均GDP大於9656美元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一般為28.90%
就按照這個標準衡量，中國目前仍屬於中低收入國家，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宏觀稅負2005年為19.39%，宏觀稅負指標已經超過18.59%的平均值。按照目前稅收速度增長，已經超過了中上等收入國家21.59%的水平。
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馮興元的數據更觸目驚心。他說，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新增債務餘額，加上去年通貨膨脹率是－0.7%，2009年中國的宏觀稅收負擔率達到52.9%。
“稅收規模差距不大，稅收成本卻是人家的一二十倍，不降低徵稅成本，稅負也很難降低。”李煒光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