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偽命題是關於匯率綁架利率(加息引致“熱錢”)。
“加息引致‘熱錢’和升值壓力”是個習慣性的認識誤區。真實經濟的邏輯是這樣的。人民幣內在升值壓力來自於經濟超速增長，進來的錢是博泡沫和價差的，而非息差，如果國內堅定減速，抑制資產泡沫，跨境資本流入的壓力會減少，升值壓力會減輕。市場投資者也是這樣理解的。
過往幾年的經驗數據表明，當國內宏觀調控加碼，內需被抑制(進口減速)時，跨境資本流向將出現逆轉，錢開始減少進入國內，甚至流出境外。這是市場投資者的選擇。與內在經濟的邏輯相一致。
第三個偽命題是關於經濟減速對於就業的衝擊。
中國經濟減速的衝擊和央行緊縮政策的衝擊被嚴重誇大了，經濟減速造成就業壓力並不構成直接關係。
中國經濟要“保八”的理由一直是就業，特別是2000餘萬農民工的就業，關係到社會穩定。理論上講，一個經濟體實體化越高，抗衝擊的彈性越大。中國是一個有強大製造部門的經濟體，中國的經濟彈性在主要經濟體中應該屬最高之列。這正說明上世紀90年代的韓國為什麼在流動性危機的衝擊後迅速復甦，而今天的希臘卻不能。隨著流動性退潮，商品價格的下跌，製造業部門的競爭力是變強的，成本下降對激發企業家精神是有利的，對於就業是正向的。而不是被成本逼迫著用機器替代人工和轉移工廠，甚至幹脆離開實體經濟。
中國經濟減速的成本是資產部門(銀行、地產和地方政府)來承擔，而不是中國勞工。
不碰泡沫能否轉型？
中央的經濟工作會議剛剛結束。2011年中國經濟政策定位於“積極穩健審慎靈活”，這是關於處理“保增長、調結構、控通脹”三個宏觀目標的關係的政策原則，基本可以解讀為宏觀決策層不太會採取全局性緊縮的調控來應對當前日益嚴重的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希望需求管理和供給療法搭配，通過發展和改革來解決各種棘手問題，如結構失衡、泡沫和通脹。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遞出的信息是，中國決策者希望在不逆轉貨幣條件的情況下，加快供給層面的改革(官方的說法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為此，積極財政政策成為重要的給力點。通過在民生方向擴張供給，來消除家庭的不安全感，提升他們的實際支付能力和收入，提高消費能力；通過減稅和減費(特別是減少企業上交的社保費用)，推動私人部門和民營經濟發展，擴大就業；通過對中低收入者發放生活補貼，來增強其忍耐通脹的能力。
這些政策無疑會取得一些效果。筆者擔憂的是，通脹和泡沫條件下，結構性改革是否能夠有效地推進。通脹和泡沫都是逆國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如果不首先將其壓下去，會損害結構性改革的效果，甚至不得不停滯改革的進程。
根據經典的周期理論，“繁榮-衰退-蕭條-復甦”是必經的四個過程，經濟要走出危機，必須出現熊彼特式“破壞性創造”，它來自對既有資源配置結構的根本性調整，從而產生出新的經濟模式和財富創造方式。
蕭條和陣痛其實是經濟實施自我療傷的必然過程，蕭條和陣痛後，未來的繁榮才會更健康。
當凱恩斯經濟學派將“熨平經濟波動”上升至政府職責之時，經濟規律也被人為扭曲，於是，蕭條不常出現，取而代之的卻是衰退結束得更快，但復甦卻不得不延後。
這正是篤信市場經濟研究者的困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