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遏制與軍事遏制的二元分立是美國早期遏制戰略的顯著特點。其優點就是，在戰略目標既定的前提下豐富了戰略遏制的手段，增大了戰略策略的回旋空間。然而其缺陷也很明顯。
一方面，由於政治遏制與軍事遏制在政策設計上的差異，容易將軍事目標與政治目標之間的張力意外放大，增加了政策選擇的機會成本。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當戰局發生迅速變化的時候，軍事力量的進退對政治目標造成了很大的震蕩。在美軍實現仁川登陸之後，美國政府開始盲目樂觀，而這種盲目樂觀恰好和戰爭初期的盲目悲觀相映照。在朝鮮人民軍迅猛推進、李承晚部隊潰不成軍的開始幾天，美國政府和國會內部對戰局的前景一片悲觀，認為朝鮮必失無疑。及至仁川登陸成功，戰局逆轉，又被勝利衝昏頭腦，在頻頻傳來的捷報中無所作為地浪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無視中國通過各種渠道傳遞的信息，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輕率地破壞了一項既定的對話政策，增加了決策的盲目性。
行政決策集團與戰場
指揮系統之間的矛盾
有人認為，美國之所以敢作出越過三八線的決定，把戰爭擴大到朝鮮北部，是由於杜魯門輕信了“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關於中國、蘇聯干涉的“可能性很小”的估計和即使干涉也“不足為患”的保證。這顯然把問題簡單化了。
麥克阿瑟與杜魯門之間的矛盾是當時美國行政決策集團與戰場指揮系統之間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二戰後在戰爭中崛起的軍事集團與傳統文官集團矛盾的體現。其中既有微妙的個人恩怨，但更多的是對當時美國外交戰略以及美軍戰略認識上的分歧，雙方矛盾的焦點是“戰爭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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