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上，中共擔心，若與台灣簽訂相關協定，將會在國際社會造成兩岸就是“兩個政治實體”、“兩個國家”，不利於其所宣稱的“台灣問題”是內政問題，而非國際問題。兩岸間若簽訂“信心建立措施”協定，會造成兩岸間以台灣海峽中線為界，形成兩個國家的事實。
台灣方面則擔心沒有國際參與或仲裁，簽訂的協定，會遭到矮化；另方面亦對台灣未來在國際活動空間上，會遭到壓縮。而台灣的國防安全，在得不到國際的聲援下，國防武器採購面臨更多的問題，使台灣的國防安全，沒有保障。在台灣多方的疑慮下，許多學者對於胡主席所提出的“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其真實意涵是否有別於上述“信心建立措施”(CBMs)，亦不無疑問。
綜上所述，兩岸的歧異，主在大陸對政治上“一中原則”的疑慮，而軍事上，則在我方對集體安全架構上的堅持。故在建立兩岸軍互信機制時，應在合乎現實的狀況下，發揮智慧與創意，重新定位適合兩岸的“軍事互信機制”。
二、緩和台灣內部戰略環境的壓力
當前馬政府最大的困境，在面對“綠營”毫無節制的不斷的杯葛。諸如杯葛兩岸ECFA的簽定；提出“否定經濟掛帥／質疑出口導向”之說；並創新理論謂“中華民國是一個流亡政府”，發表《流亡政府論》；推動其命題和立場不符，邏輯自相矛盾的ECFA公投案。這些政治現實，足以解釋，馬政府對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推動，必須依照既定的“先易後難”、“先急後緩”、“先經後政”的原則，逐步推動。
雖然如此，但兩岸推動軍事交流，並未因此而卻步。2010年以來，兩岸退役將領互訪頻繁，繼之於5月10日在台北舉行了一場由全球黃埔同學暨後代主辦的“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這些活動皆有助於兩岸和平發展，亦為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而暖身。顯示出推動兩岸建立軍事互信，從退役將領做起，已進入實質性階段。
兩岸以“黃埔”為軍事交流的切入點，是極具戰略義意的作為。不但道出“黃埔一家親”、“黃埔精神-親愛精誠”的內涵，亦凸顯出近代中國軍隊，無論是國民革命軍或人民解放軍，同出一校的歷史淵源。兩岸黃埔的匯流，得使“國共內戰的歷史情結”畫上句點，亦使“黃埔人打黃埔人”的歷史悲劇為之落幕。代之而起的是，“我們有責任共同終結兩岸敵對的歷史，撫平歷史的創傷，增強休戚與共的民族認同，共同完成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歷史使命。”
三、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重新定位
在台灣對所謂“軍事互信機制”的概念，通常指的是“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CBMs)，此一機制的發展，源自於歐洲安全合作會議(Council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CSCE)，於1975年所簽署的“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Helsinki Final Act)。由於冷戰的結束，歐洲信心建立措施，發揮了極大的功效。在第三次台海危機後，由美國主導，運用“二軌”鼓勵兩岸對話時，即建議運用此機制，故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多少基於此機制的經驗與模式。
無可諱言的，“信心建立措施”是一個多邊安全機制，旨在維護區域的集體安全。此一機制，固然符合我方對集體安全架構上的期盼，但亦引發大陸對政治上“一中原則”的疑慮。問題的本質，仍在台海地緣戰略權力因素。雖然，東西方冷戰早已宣告結束，但在兩岸軍事對抗的現實環境中，西太平洋的地緣戰略形勢，仍然維持圍堵中共的對抗形勢。尤其台灣在此形勢中，更為美、日聯盟，扮演對大陸軍力平衡的前哨角色。這使台灣與美、日形成安全防衛上，以美國為中心的“相互依存世界”。若以台灣與大陸間建立“信心建立措施”，並取得兩岸“軍力平衡”，勢必牽動西太平洋地緣戰略上的軍力失衡。故集體安全架構的歐安模式，甚難存在兩岸之間。為解決此兩岸的歧異，應乎現實狀況的需要，必須重新定位適合兩岸的“軍事互信機制”。
四、“九二共識”在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上的意涵
“九二共識”，即所謂的“一中各表”，是目前兩岸在政治議題上的共識。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藉“九二共識”的基礎，另有其戰略涵義。首先應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作用範圍，即雙方“一中”憲法規定下的疆域。此疆域，不但律定上述的範圍，還包括兩岸軍力部署，軍事行為準則，軍事合作及共同戰略利益等。使許多兩岸軍事事務、軍事衝突在不涉及國際法下，而在此框架中解決。
首先要確定此框架下的所有戰略疆域，包括兩岸在國際上已被承認或兩岸共同主張的疆域，雙方對此疆域應有共識，且此疆域亦列為兩岸共同的戰略目標。基於前述的概念，則必須將此局地予以區分，俾利兩岸權力及防衛責任的歸屬。並在此目標下，將疆域劃定為分治區、共管區等不同性質，以律定雙方軍事的行為準則，俾便對兩岸軍事實質問題的研究。。
所謂分治區，即兩岸實際控制的地區，此區按國際法所公認的領土、領海、領空劃分，並參照現已存在，或經雙方同意建立，避免兩岸衝突的限制區域，如台海中線等；共管區，則非屬上列範圍，但包括國際法規定的毗連區或經濟海域，為我“一中框架”下的戰略疆域。這些疆域，在東海及南海分佈的區域甚廣。又因，台灣在許多方面，不被承認為國家，與鄰接國家地區，始終沒有毗連區及經濟海域的對等談判。對此有損中華疆域主權的事實，雙方應負共同及共管之責。在區分為分治及共管區時，應參照雙方軍力所及（兵力、火力涵蓋範圍）的地域，現行飛航情報區，雙方協商後律定。
基本上，兩岸的軍事互信機制，應以“信心建立措施”及“軍力平衡”的軍事理論為基礎。即在兩岸最敏感的軍事區域，建立一個軍事緩衝區，其目的在降低戰爭風險，保持區內和平，故稱和平區。其構想為，劃定一個兩岸軍事可能衝突的局部地區，並參酌現有的限制措施；其範圍，主在考量共軍犯台能力及其威脅程度，以戰略武器的能力及其涵蓋為標準，區內保持其軍力平衡。兩岸除此區內已同意部署的武裝外，其餘軍力不得自由進出，並不得有任何軍事挑釁行為。若以外之武裝進入或通過此地區，亦須有規範，查驗、通報等手段，以確保區內的軍力平衡，以降低戰爭的風險。
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議題及其解決
一、軍事互信與政治互信的關係
由於大陸方面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任何兩岸交流中的措施，都針對此前提保持疑慮。故主張“先政治、後軍事”，並引用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茨的理論：“戰爭乃是一種政治行為的延續”，以支持此一論點。我們深知，在兩岸政治僵持中，最難以解決的即是國家定位，國家認同問題，不但存在兩岸，亦存在台灣的藍、綠陣營之間。迄目前為止，在兩岸間各有堅持的狀況下，這個爭議尚難看到一個共同能接受且徹底解決的方案，若要達成政治互信的現實，恐難在短期間實現。況依克氏的理論，若已達成政治互信，則兩岸的難題已決，又何須要政治延續的軍事互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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