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說，我們要爭取最好的結果，同時做好最壞的準備。戰爭是誰也不願意見到的最壞的結果，這不僅首先是朝韓兩國的災難，相關大國勢必難免捲入衝突。如果美國在戰略思維上不能停止遏制和冒險的思路，那麼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但這種最壞結果的可能性，恰恰來源於今天美國戰略決策階層，有被軍工和能源等大財團利益“綁架”的趨勢，中國學者杜文君在《美國戰爭經濟論》一書裡有深刻的分析——
每次戰爭爆發之時或之前，美國經濟都正處在衰退之中，即經濟衰退預示著戰爭的爆發。事實上，衰退本身也是推動了戰爭對象的認定和打擊速度，當戰爭爆發後，美國經濟迅速進入高漲期，從幾場典型戰爭爆發的經濟背景來看，適時認定和打擊戰爭對象是美國減緩經濟衰退，刺激經濟復甦的重要手段。
從總體態勢上看，美國國力狀態和戰爭頻數呈正相關關係，但在每次具體戰爭爆發前，美國經濟卻大多數處在低迷或衰退時狀態，這種奇妙的現象，在美國戰爭決策中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從“9.11事件”後，尤其從“天安艦事件”後的美國內政外交走向看，確有這樣一種將世界拖入戰爭的趨勢。2000年以來美國軍火商的利潤增長不與國家經濟進步同步，反而以美國國家利益損失為代價，是美國政治的一大奇觀。
2010年10月5日，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和曾在裡根總統時期擔任過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哈佛大學教授費爾德斯坦，在接受採訪時認為，目前華盛頓的政治癱瘓使政府僅用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不可能實現經濟復甦。只有諸如一場大規模戰爭這樣的有強烈影響的外因震動才可能足以打破循環。
如果美國外交真的為軍火、能源等大財團綁架，重回遏制老路，那麼對美國和世界來說，無異於一場新的災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