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等待時機。
時機來臨了。
第二次東征大捷使蔣介石軍功威名如日中天。返歸廣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觀者如堵，道為之塞；至汕頭盛況達到空前： 社會各團體整齊列隊歡迎，民眾簇擁，萬頭攢動；一路軍樂悠揚，鞭爆嗶剝，工會前導，次槍隊，次步兵，次汽車，衛隊為殿，連孫中山當年也沒有如此之風光。
廣州的汪精衛、譚延豈、伍朝樞、古應芬、宋子文聯名電蔣：“我兄建此偉功，承總理未竟之志，成廣東統一之局，樹國民革命之聲威，凡屬同志，莫不欽感。東征功成，省中大計諸待商榷，凱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禱企”。
國民政府要員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謙恭，向軍權在握的新秀蔣介石致敬。
事情並未到此為止。
1926年1月廣州舉行國民黨“二大”，到會代表256人，選舉中執委時，有效票總數249張，蔣介石得票248張，以最高票數當選中央執行委員。
這就是蔣介石後來說的，21歲入黨到40歲當上中央委員，相距了20年之久。
這一年蔣介石40歲。
會議代表中共產黨員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蔣的票。
差的一票也許是他未投自己？起碼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反而顯得更加謙虛。
248強於249。
得票245張的宋慶齡在“二大”講話讚揚東征勝利之後的廣東形勢：“此間一切的政治軍事都很有進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時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時候弄得更好”從宋慶齡口中說出來，便是最高的誇贊。
國民黨“一大”連張入場券都未弄到的蔣介石，個人聲名在“二大”達到頂點。
廣州第一公園大門口出現一副對聯，上聯“精衛填海”；下聯“介石補天”。
人們再也不記得還對什麼人有過這種誇贊。
聲名達到頂點後，他便動手了。
1926年3月發生“中山艦事件”，蔣介石又是一石三鳥。
這回打擊的重點變成了中國共產黨，蘇聯顧問團，還有汪精衛。
鮑羅庭恰巧不在。蘇聯顧問皆被軟禁。再用“整理黨務案”把鮑羅庭架空。共產黨人也在“整理黨務案”後被迫退出國民黨中央和第一軍。中山艦事件後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和蘇聯總顧問季山嘉被驅逐，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說是陳獨秀的對蔣讓步“妥協政策”的惡果，但真相是事件發生後，當時正在廣州的聯共政治局使團長布勃諾夫在鮑羅庭的協助下親自處理，妥協讓步政策是他們強加給陳獨秀的。
布勃諾夫事後講了6條理由，第一條就是怕“嚇跑大資產階級”，否則中共“無論如何不能現在承擔直接領導國民革命這種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務”。事後報告處理“三.二0”中山艦事件的報告中，布勃諾夫甚至認為中共只要做“保證這場革命徹底勝利＂的苦力，不要去爭領導權，否則“任何過火行為都會嚇跑大資產階級”，“造成廣州政府的危機。最終加劇國民革命失敗。”
布勃諾夫的高參，當然就是鮑羅庭。布勃諾夫回國經過上海時，把他的態度告訴了陳獨秀。陳獨秀對事變情況一無所知，匆忙表態，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指令，認為蔣受右派挑撥中，“行動是極其錯誤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簡單的懲罰蔣的辦法來解決”；應該“將他從陷入的深淵中拔出來”。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中央和第一軍，竟然成了幫助蔣“從深淵中拔出來”。
蔣介石的回報只是趕走吳鐵城、孫科、伍朝樞等人，雖然這是蔣追求個人獨裁所需要的，鮑羅庭卻在1926年5月30日寫給加拉罕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說這樣的交換“使右派蒙受了比共產黨人更大的損失……從右派手裡奪走了他們用來反對我們的武器”。蔣介石打擊的三方之中，只有汪精衛對“三.二0”中山艦事件保持著明白和清醒。
汪精衛後來回憶：“3月20日之事， 事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絲毫沒有知道。我那時是政治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3月20日，廣州戒嚴，軍事委員會並沒有知道。我是軍事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
他斥責蔣介石的行動是“造反”。
但斥責完之後，他也只有閉門謝客，悄然隱藏起來，怎樣也不怎樣。
4月初，汪精衛以就醫為名，由廣州而香港，由香港而馬賽，遠走高飛。
蔣介石就是指汪精衛與中共串通，想用中山艦劫他去海參崴，所以發動“三.二○事變”。汪精衛倒不用蔣介石劫他，自己老老實實就上了遠走他鄉的外輪。自此，沒有人能夠阻擋他攫取國民黨的軍政大權了。革命鬥爭並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縱橫捭闔之術，但這一切必須建立在依靠和壯大自己力量的基礎上，鮑羅庭恰恰丟掉了這一點。
中山艦事件再次成為鮑羅庭與蔣介石的權力交易。通過這次交易，表面上鮑、蔣二人之間的信任達到了別人無法代替的程度。蔣在北伐前夕談到後方留守時，提到兩個人可以托付，除了張靜江，就是鮑羅庭，稱鮑羅庭是“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但這位偉大的政治活動家已經開始預感到情況有些不妙了。
1926年8月9日在廣州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會會晤時，鮑羅庭說出了他規劃的“讓蔣自然滅亡”的策略：當時除第一軍軍官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外，其他各軍的軍官主要是保定軍校畢業生，而蔣與“保定派”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北伐勝利推進的過程中，“保定派”必定壓倒蔣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滅亡”。這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已經不信任這位權謀大師了。
主持遠東局工作的維經斯基是列寧派到中國的第一個使者，1920年3月就來華與中國革命者發生關係，1926年9月12日，維經斯基在上海向聯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報告：北伐雖然在客觀上起到了革命的作用，但同時也使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傾向神聖化了；而這種危機是鮑羅庭自“三.二0”中山艦事件後推行犧牲共產黨和左派、在國民黨上層對蔣無條件退讓和投降的機會主義策略的結果。9月22日，維經斯基再次向莫斯科報告，指出“鮑羅庭同志在如何對待我們總的對華政策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當完整的與總的方針相背離的觀點”，明確提出“撤換鮑羅庭”。
11月6日，維經斯基在繼續給莫斯科的報告中感嘆道：“中國的解放鬥爭是多麼的與眾不同，在這種鬥爭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麼的困難，一方面要冒陷入機會主義的危險，另一方面又要冒過左和破壞必要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危險”；“中國共產黨需要在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矛盾條件下進行工作。”維經斯基的這些報告引起斯大林的震怒。斯大林於11月11日主持聯共政治局做出答覆：“對遠東局在上述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提出警告”；同時決定非但不撤換鮑羅庭，反而加強鮑羅庭的權力，“所有派往中國的同志均歸鮑羅庭同志領導”，而“鮑羅庭同志直接聽命於莫斯科”，並給鮑羅庭頒發紅旗勛章，“責成遠東局在就對華總的政策問題、國民黨問題和軍事政治問題做出任何決議和採取任何措施時，都必須同鮑羅庭同志協商。”戲劇性的場面很快出現了：被撤職的不是鮑羅庭，而是維經斯基。
1927年3月10日聯共政治局改組遠東局，任命列普謝為書記，鮑羅庭正式進入遠東局。維經斯基還在以遠東局書記的身份指導中共籌備第五次代表大會，在遠東局內部卻已經被撤職。遠東局隨後也置於鮑羅庭的領導之下。此時斯大林還不知道：歷史給鮑羅庭的時間已經進入倒計時了。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5月5日，斯大林在聯共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廣州組建新的可靠部隊”；為此還作出了向廣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團和提供50萬盧布的決定。但讓誰去“組建可靠的部隊”？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斯大林語焉不詳。
5月13日斯大林講了另一段話：“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它。”所以5月5日的決定很快不了了之，轉而實行大力加強對“國民黨將領”提供軍事援助的方針，令共產黨到國民黨軍隊中去“保持領導”。
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
斯大林得知此訊坐不住了，於5月30日給鮑羅庭等人發出“緊急指示”：（一）動員2萬共產黨員，加上5萬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消除對不可靠將領的依賴性；（二）“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叛亂的反動軍官。斯大林不會不知道，四年來聯共政治局推行的只武裝國民黨不武裝共產黨的政策，根本無法通過一份“緊急指示”改變。而權謀大師鮑羅庭從一開始就根本不是執行武裝工農政策的人。
他鼓動陳獨秀出面給莫斯科一個模棱兩可回覆：：“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辦。”本來這個緊急指示是發給鮑羅庭等三個俄國人的，本應由他們回覆莫斯科。但是他們都十分清楚向斯大林說“不”會帶來怎樣的後果，於是推給了書生氣十足的陳獨秀，讓陳一人獨自承擔了違抗斯大林指示的責任。局面已經完全無法靠鮑羅庭的權謀來收拾了。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決議“分共”，大革命完全失敗。
近代中國是個大舞台。這個舞台演繹了多少興衰、美醜、勝敗。原先默默無聞者，可以在這個舞台上大放異彩；大放異彩者，最終又在這個舞台上暗淡失色。發現、提攜蔣介石的鮑羅庭就在1926－1027一年的跌蕩演變中，由蔣介石所謂“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變成了一個要立即捉來槍斃的“煽動赤色革命企圖顛覆政權的陰謀家”。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間出現蒼海桑田的演變，完成讓人瞠目結舌思維轉換。
鮑羅庭不像蔣介石想像的那樣複雜，蔣介石也不像鮑羅庭想像的那樣簡單。這個前日本士官生內心深處還是欽佩那些直面反對他的人，卻深惡痛決那些他以為要利用他的人。當年反對鮑羅庭獨用蔣介石的加倫將軍回國後，1938年10月在蘇聯肅反運動中被捕。
蔣介石接到駐蘇大使楊傑的報告，還想保加倫一命，要孫科以特使身份赴蘇轉告斯大林，請派加倫至中國做蔣的私人顧問。但蘇聯的肅反行動太快了，加倫從被捕到被槍決僅有一個月時間。斯大林告訴孫科的，已是他的死訊。
想保加倫性命的蔣介石，卻一直想要鮑羅庭的性命。
加拉罕當年給孫中山的禮物，是鮑羅庭。蔣介石最後給鮑羅庭的禮物，是通緝令。（本文摘自《苦難輝煌》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