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了解世界政治關係的學者不可能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西方國家出現了一大批願意了解中國，並且親自到中國從事調查研究的學者。這些學者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困境中獲取了大量真實的信息。他們在分析中國問題的時候，多少帶有一些中國情結或者中國的情緒。從司徒雷登到費正清，這些著名的中國通，都曾經為中美兩國之間的溝通作出過重大貢獻。
但很遺憾的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世界冷戰的開始，美國出現了麥卡錫主義。一些美國政客為了遏制共產主義，在美國國內展開了政治大清洗，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演藝界，無論是美國國內的政客還是美國派駐海外的外交官，無一例外都必須接受政治審查。在恐怖的政治氣氛下，一些學者開始調整自己的研究思路，從美國的立場出發，帶著冷戰的思維，尋找遏制中國的方式和方法。在這樣的學術熏陶下，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西方國家外交官，雖然具備一些中國知識，但是，他們不敢親近中國，更不敢幫助中國，他們帶著錯誤的思維定勢，觀察中國問題，尋找對中國“不戰而勝”的方法。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成長起來的外交官。在他的內心深處存在著一種至高無上的優越感，他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觀察中國，並且希望中國能夠按照他的意願向前發展。當中國發展出現問題，或者中國解決內政問題的方式和方法不符合他的要求時，他便氣急敗壞，試圖採取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手段顛覆中國。
所以，知道中國並不意味著親近中國。作為一個經濟上的大國，中國在與周邊國家發展貿易關係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貿易摩擦。正是這種現實的利益糾葛與傳統錯誤的思維定勢相結合，才促使包括澳大利亞前總理在內的一批西方政客，迫不及待地想要改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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