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本右翼發揮了巨大的政治能量，還與其高度的思想性有關。顯然，如果日本右翼僅僅是對政敵及不滿對象進行一番打打殺殺，絕難發揮出影響日本國家建設方向的能量。這種特性同樣可以從右翼的主體起源即武士階層身上找到理由。日本的武士階層自十八世紀（1790年幕府實施以朱子學為本、排斥其他學說的“異學之禁”）開始必須接受正宗儒學思想，儒學經世濟民的思想逐漸內化為日本武人的行動規範。
日本儒學在培育武士階層的自我意識上，最重要的就是“尊皇攘夷”思想的形成。1657年，在明朝遺民、儒者朱舜水（1600-1682）的主持下，德川幕府開始編撰《大日本史》。在此後兩百多年的編撰過程中，形成了後世稱為“水戶學”的學派，它將儒學、神道等思想融為一體，確立了日本天皇至尊的地位。這樣，儒學固有的天下國家觀念與“尊皇攘夷”思想一同成為規定維新前後日本武士參與政治實踐的意識基礎。清末中國駐日本大使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中，曾賦詩論證日本儒學的政治行動力量，詩曰：“叩閽哀告九天神，幾個孤忠草莽臣。斷盡臣頭臣筆在，尊王終賴讀書人。”——當然，黃遵憲可能沒有意識到的是，日本的這些“讀書人”同時，或者說首先是帶刀的武士，而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柔弱書生、腐儒。
在明治維新後武士階層向民間分流的過程中，這些武士因不在其位，愈發放大了自己的憂國憂民之志，因為只有通過這種呐喊與疾呼，他們的存在才能轉化為政治行動。當然，隨著維新後政治現實與政治思想的流變，右翼勢力展開行動的思想根據也隨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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