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嶸：對，有一個歇後語形容現在基層官員很貼切，叫做“風箱裡的老鼠，兩頭都受氣”。在我看來，上世紀9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弱勢群體等社會問題逐漸凸顯。
面對老百姓越發複雜、分化的利益糾紛，如果處理不當，必然會帶來各種突發性質的群體性事件。最近幾年，群體性事件每年增長的速度都很快，有很多都是洩憤性質，而且發生得很突然，讓你政府根本無法預測，這些群體性事件主要集中在縣鄉等基層。
PART 3 原來的官員訓誡模式已經不行了
時代周報：高壓狀態下，我們並沒有看到在基層官員中配以一些制度層面的“減壓閥”。就在這個月16日，廣東韶關武江區一個剛卸任的區長選擇了自殺。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自殺在我們近年媒體的報道中可謂屢見不鮮，這是不是意味著目前基層治理模式已經很出問題了？
于建嶸：原來的配給基層官員的減壓閥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但現在社會變化得太快了，原先那套理論的解釋力已經不行了。而且，現在的基層政府是對上負責，壓力來自上面每一層，這種壓力到了基層以後，基本無法得到有效的釋放。目前基層的治理模式主要是對上負責，比如一票否決制，這種制度產生的高壓使得很多基層官員無法顧及老百姓，因為上面決定了他的仕途升遷。這裡產生的問題就在於基層官員不能按照老百姓的意願辦事情，因為他不需要對下負責，這就給了“惡治”以空間，同時也必然會壓縮“善治”的空間。
時代周報：身處現代化大背景下的今天中國，基層治理的路徑在改革開放後有過種種調整，比如上世紀80年代搞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88年開始陸續推出的“村民選舉”；2004年農業稅減免政策的出台。可以發現，我們的基層治理模式一直在進行修正，而且這種修正還有相當幅度的。面對今天基層治理的種種困境，面對官員們的焦慮，基層治理路徑的改革似乎是一座繞不過去的堡壘。面對這座堡壘，你能否從你所研究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角度談談你對目前基層治理模式改革的建議或者設想？
于建嶸：這個方面我覺得還是要從治理模式的變革開始，既要推行由上而下的壓力，還要推行由下對上的壓力。特別是縣一級政權要改革，主要突破點在於改革我們的人大。要我們的人民代表對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監督，這是一個可能很大的出路。為什麼選擇縣級人大，因為縣級政府是真正意義上的基層，它有完整的司法權，鄉鎮都沒有。而且，就像前面說的，目前縣級制度層面的權力過小，但面臨的問題卻是很多，必須要給予縣級政府更多的權力，這應該是一個方向。最後，縣級不像省級、中央，它不會產生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中央和省完全可以站在一個比較中立、理性的態度來進行改革。
PART 4 基層生態正在變化中
時代周報：在《岳村政治》中看到你在總結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特征時用了“規劃的社會變遷之路”這樣的字眼，意指政府在中國社會變革中的主導性作用。這實際上是當下中國權力結構必然的選擇。但這裡有一個問題，比如我在你的一次演講上聽過農業稅取消的緣起乃是因為中央某領導在基層考察時碰了農民的壁，從而引起了上層的高度重視，引發了制度變革。但這樣的模式顯然擁有其較大局限，似乎社會的“變革契機”比較容易難產，你能談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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