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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文化的邏輯是“競爭”的角色結構，這種“自我”將“他者”再現為“對手”的意義，不若敵人那麼具威脅性；國家期望相互行為的基礎是承認主權，承認對方的生命、自由、財產，但對手畢竟有競爭到爭執的可能，甚至有時會激化到使用暴力，不過仍有所克制。
康德文化的基礎是“友誼”的角色結構，此時“自我”將“他者”再現為“朋友”；國家期望相互遵守不使用戰爭的非暴力規則，以及雙方共同抵禦第三方的互助原則，因此產生多元安全共同體、集體安全等概念，對相互和平的意願與行為具有共同知識。
溫特表示，霍布斯文化的高死亡率使得人們有創建洛克文化的動機，洛克文化的競爭推動毀滅性武器出現時，人們有了往康德文化發展的契機。當洛克文化往康德文化前進時，他指出四種主要變數，包括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共同命運（CommonFate）、同質性（Homogeneity）、自我約束（Self-restraint）。[注6]
依據新自由主義學者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奈伊（Joseph S. Nye）的定義，依賴是指一個國家被外部力量決定或嚴重影響，相互依賴則是指介於國家之間或介於國家內行為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其源自於國際流動，包括金錢、貨品、人員、資訊的跨疆界流動。相互依賴不限於互利的情況，就像冷戰時期的美國和蘇聯是戰略互賴。[注7
為瞭解相互依賴的權力角色，基歐漢和奈伊提出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兩個面向。敏感性是指政策框架內的反應程度，也就是一個國家改變，帶給他方的代價改變有多快、影響有多大。相對於敏感性是面對外界變化，一國政策改變前的受影響程度，脆弱性則是面對外界變化，政策改變所需付出的代價，所以脆弱性的測量需檢視一段時間的政策調整情形。[注8
溫特認為，在相互依賴的環境下，彼此選擇不合作，就會造成利己下的困境；如果選擇合作，一方行為是對他方表示關心，發出我希望你也同樣回報的訊息。他指出，在非語言交流下，只有長時期的合作行為後，才能產生信任；但在語言交流下，一方可以透過希望合作的訊息，誘發他方的合作行動，因此信任可以被預先建立。
共同命運是指每個人的生存、健康、幸福，取決於整個群體的情況。溫特舉例，共同命運可能是好事，例如一群人打贏官司後得到賠償；但也可能是壞事，比如遭受外力威脅，納粹德國對其他歐洲國家的威脅，或是地球暖化對人類的威脅。他認為，一個侵略者同時威脅兩個國家的生存，由於敵人的敵人是自己的朋友，所以這兩個國家很容易視彼此存有共同命運。
不過，倘若威脅不是迫在眉睫時，想要呈現具有共同命運的情境，就必須作出很大的觀念努力。溫特表示，這種努力可能要取決於倡導者和認知社群（Epistemic Community），率先推動共同命運的認知；但即使如此，面對威脅的國家之間，經常信任感不足，因此侵略者常能分化他們。
同質性可分為團體身份和類別身份的相似性，前者是基本組織型態與功能等相似性，現代世界的相似單位就是國家；後者則是指國家內部政治權威組織形式，例如憲政民主或資本主義等。
溫特主張，想要推進到康德文化，需要減少身份不同，亦即減少國內體制與價值觀的不同所導致的衝突；更直接的作法是相互視為同類，也就是如果他們跟我們一樣，我們就應該用對待自己的方式對待他們，所以國家菁英會透過教育、移民、語言政策等方式來達到目標。
可是，任何群體都會有一條認知邊界，將自己視為一個獨立群體存在，與其他群體區別開來。同質性會減弱這種邊界，削弱原本群體的存在理由，因而引來對其他群體的質疑，削弱同質化；這時就需要其他群體的自我克制，讓原本群體的威脅感降低。
溫特強調，相互依賴、共同命運、同質性都是結構往康德文化發展的有效原因，自我約束則是助燃原因。由於對群體有利的事情不一定對個人有益，因此存在不信任感的威脅，他認為，想要解決這種問題，必須推動一種信念，亦即我方相信他方會自我約束；這時就比較容易相信，他方會尊重我方需求；也就是只要我方不威逼，就會使他方來認同我方，我方又可因此認同他方。
換言之，當雙方因相互依賴、共同命運、同質性有了認同動機，自我約束就會有關鍵作用；所以自我約束是建構群體身份和友好關係的基礎，而其植基於我方對他方差異所表現出來的尊重。由於自我約束是單方減輕他方的擔心，所以國家必須相信此舉不會嚴重傷害自己，有降低我方受到威脅的估計；但相對的，如果他方從不回報，我方的自我約束就難以持續，因此自我約束的成敗，取決於能否出現自我約束的共同規範。
辯證思維與兩岸關係
根據韋氏字典的定義，“辯證”是指對於並置或矛盾的論點，予以加權及調和的理論與實務，特別是經由討論和爭辯，達到獲致真理的目標。[注9]基本上，辯證可包含六個相繼的要素，亦即本體論的要素、認識論的要素、探索的要素、理智重建或自我澄清意義的要素、闡述的要素、實踐的要素。[注10]
事實上，三千年前的古中國就有辯證思維，例如《易經》的“陰”與“陽”概念，主張“陰”、“陽”是宇宙的根本，“陰”、“陽”相互對立卻又相互依存。[注11]古希臘也在西元前五百年就發展出辯證思維，例如赫拉克利特斯（Heraclitus）認為，萬物換成火，火換成萬物，就像貨物換成黃金，黃金換成貨物；換言之，他強調自然現象是變動、對立且可互相轉化。[注12]
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也都提出矛盾、特殊與一般的轉化等辯證思維。[注13]其中如蘇格拉底的辯證法是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諷刺風趣，他先向對方提出種種疑問，然後將對方引導至他們當初自以為正確的反面。[注14]
到了18世紀，康德（Immanuel Kant）對辯證思維，提出了理性認識世界的“二律背反”（Antinomie）見解。他指出理性矛盾，亦即理性在試圖認識世界時，會陷入矛盾；也就是說，對於同一個現象持兩個相反的命題，甚至認為這兩個相反命題的每一個命題都有同樣的必然性。[注15]
將辯證法賦予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則是黑格爾（Georg W. F. Hegel）。他認為，一切有限之物都是變化的；有限之物由於內在的矛盾，被迫超出當下的存在，轉化到自身的反面。黑格爾強調，辯證法具有肯定的結果，因為它有確定的內容，或者說，它的真實結果不是空的、抽象的虛無，是對某些規定的否定，而這些被否定的規定也包含在結果中。[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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