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就是說我們在最早吸收西方教育體系的時候，沒有把他們整體的精華的拿過來，而只是選取了其中很少的一點，或者說是片面的吸收。
黎建球：的確，我們只吸收了其中很少的一點概念。柏拉圖曾經說過：“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甚麼意思呢？你看這個桌子，我們把它拆開來再重組，它仍然是一張桌子，這叫部分的總和；可是對人來講，你能把人拆開來再組合嗎？這就表示人是不可分割的，因為我們有一樣東西叫做精神，這精神是大於物質的，而中國人最強調的就是這個精神。這種精神是普遍的、博愛的、仁愛的，中國傳統稱之為“仁民愛物”。“仁民愛物”要求我們對人要親近，對東西要愛護，這不正最好的環保精神？這個精神在民國初年沒有人去發揚，結果就變成競爭，一旦打個你死我活，造成莫大痛苦，這才是我們的困難。
我們一定要檢視傳統文化跟西方文化的關係，一定要去檢視傳統文化中有哪些到今天依然可以居於主導性的地位，這才是我們應當考慮的。
片面強調論文數量將教師物質化合理安排時間是成功的前提條件
記者：另外，目前在香港、在大陸，包括在台灣的大學都存在這麼一個問題，就是很重視論文發表特別是在國際刊物刊登的數量，這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教師的教學。因為教師的去留，往往取決於發表論文的數量，夠的話就留下，如果不夠就可能失去教職。這種狀況很容易造成忽略教學，對學生來說是不太公平的，您作為大學校長，應該說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是否需要調整？
黎建球：這個就是上面所說的為了競爭嘛，怎麼得到第一呢？分數嘛，成績嘛。那甚麼樣的分數可以計算呢？用功程度看不出來啊？那要如何表現？怎樣算是第一名？分數對教授來講就是論文多少篇嘛！然後這個論文的數量僅僅發表還不算數，還要看這個論文在國際有名的期刊上發表了才算數。海峽兩岸三地都這樣吧！大家都這樣算，所以人就被壓迫了。為了要得第一，大學教師不得不去應付這個要求。這個就是量化，量化就是把人物質化。我們講要精神化，就要看這個老師多麼愛護他的學生，怎樣教導他的學生，怎樣照顧他的學生，為了愛護、教導與照顧學生，老師是怎樣的辛苦。但是這個東西沒有指標嘛，沒有指標就難以建立評量標準，就會變得不受重視，所以這個是大學面臨的一大困難。
我們目前在台灣就是要努力扭轉這個趨勢，所以慢慢地在評鑒時，我們不但用量的指標，更要注意質的標準。比方說你跟學生談話，你這個學期談了多少次，做導師談了多少次，然後我們要求你把談話記錄列出來，那我們就看你的談話記錄，這個就是審查質的標準，甚而包括用了甚麼語言與學生對談。
比如一個學生說：“老師我沒辦法念書。”老師就問你為甚麼沒辦法念書，學生說因為昨晚打電腦打得很晚，老師說那你不要打電腦就好了－－我們就會判斷這個老師沒有同理心與愛心。
記者：不是真的關注他到底有甚麼事情。
黎建球：對，沒有關注事情發生的根本原因，而只關注到打電腦打得晚睡不夠，這個時候，質的評判就出來了。再舉個例子，一個學生跟老師說：“老師我頭好痛。”老師說那你去看醫生。其實頭痛不一定是生理病啊，有時候是心理病。老師應該深入瞭解為甚麼會頭痛，甚麼事情讓他那麼難過？因為頭痛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難過嘛。你看，我們如果懂質的重要，就看得出本來應該被量化的問題立刻變成質的問題。所以目前我們在台灣正朝此方向努力。
又比如一個學生從窮鄉僻壤來求學，說我們家是種田的，沒有錢繳學雜費，那就看學校怎麼處理了，最簡單的辦法當然是給他一筆錢。當然這個我們也可以接受，因為可以立刻照顧到學生；可是如果更聰明的老師就是讓他來工作，學校設有獎學金，每個月做多少工作可以給多少薪資－－也就是說任何的酬勞都不能不勞而獲，而是經過苦心努力，這樣學生會覺得自己受扶助是有回報、有意義的。
我們就是如此慢慢在改變對教師的評估方式，但是這時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做研究寫論文需要時間，教導、照顧學生也需要時間，可是哪來那麼多時間？我認為既然職業是老師，就應該把所有上班時間拿來當老師，而不是當爸爸、當太太，這話的意思就是要善用你的時間做你該做的事！我們算過，上班的8個小時，用來照顧學生是絕對夠的，前提就是不要去做跟工作無關的事情。因為會出問題的孩子不到十分之一，一班50個孩子，最多不到5個人會有問題，處理一個孩子最多30分鐘，5個孩子兩個半小時，再花上2.5小時準備授課，那還有3個小時可以做研究，對不對？所以我們後來發現老師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懂得安排時間。所以又回到一個關鍵，就是如何把日常事情安排好。你看我當大學校長忙得不得了，可是我怎麼還有時間寫論文，我怎麼還有時間出來開會？那就是預先做好時間的安排。
換句話說，你要做某個事情，就一定要犧牲其他不需要的東西。我覺得，時間的安排，是個人會不會成功的前提條件。
人文科學的大家應該成為院士評估人文院士不能僅用量化指標
記者：大陸在評估屬於自然科學範疇的科學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的時候，比較容易建立一個量化標準。雖然國學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大陸至今還沒有人文科學方面的院士機構，很多名氣很大的國學大師，很難擁有院士頭銜，因為至今對人文科學難以確立一個量化的指標。您認為在這種國學越來越受重視、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高的狀況下，怎樣對人文科學形成一個比較科學的評估系統？
黎建球：我曾經在台灣寫過一篇文章，說馬克思永遠不能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院士，第一個理由就是他終身只寫過兩篇文章，一篇在1844年，一篇在1848年，而且1848年那篇還是跟恩格斯合寫的，所以他根本就沒有多少著作嘛。可是他的兩篇著作卻影響全世界！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中國大陸要選院士，特別在人文學科方面，我覺得第一個要看他的著述；第二看他的立身處世，是否足為表率，這就是風評，這個很重要；第三當然看他的影響。過去大陸這邊的著名學者如張岱年、馮友蘭、梁漱溟等，著作不多，但影響很大，這種人怎麼可能不當院士呢？
所以台灣中央研究院在選院士的時候，我們不是僅僅用量的指標，而更重視這個人的影響力。比如說他寫了一套書，這套書很多大學都在用作教科書，那麼這就是有影響力了，以此作為評估。在台灣最近選了一位哲學系的教授成為我們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寫了一套《中國哲學史》，大約有7、8個大學都用來做教科書，這便是有影響力了，因為他的思想借著教導傳達給年輕學子。
陸生來台會刺激台生努力競合關係容易造就頂尖人才
記者：兩岸交流越來越深入，陸生入台也越來越多，你認為這個將來對台灣的高等教育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您怎麼看待兩岸教育合作的深度發展？
黎建球：其實台灣的發展歷程，正是當前大陸的翻版；也就是說大陸將來怎麼樣發展，以往台灣都走過了。在1960、70年代，台灣很窮的時候，很多的孩子非常辛苦地念書，然後到國外留學拿博士學位；90年代以後的大陸不也正如此。現在台灣的孩子不留學了，叫“遊學”，到歐美去念三個月英文，帶著爸爸媽媽給的信用卡，到那邊就買車，住得好、吃得好，天天玩，然後三個月就回來了－－我相信將來大陸也會遇到這個情形。
所以現在的問題從海峽兩岸來看，大陸整個學術的發展比台灣差一個階段，因為有個文化大革命；所以現在在大陸還在努力念書的人，大有人在。當然我們必須承認，當前大陸沿海城市老百姓的生活水準已經很不錯，孩子也逐漸開始耽溺於享受，坦白說是沒有大陸內地學生的用功。我覺得那些用功的孩子，如果到台灣來念書－－因為他們是二線城市，一線城市一般都到最好的大學－－二線城市努力的孩子如果來台灣，將會刺激台灣的孩子用功。
當台灣孩子努力念書的時候，大陸在文革；當台灣孩子開始遊學的時候，大陸的孩子在認真留學；等到大陸的學生進到台灣，台灣孩子又重新開始用功的時候，大陸的孩子應該就開始遊學了，最後大家逐漸趨平，慢慢來努力。這是我的預測，所以，開放大陸學生到台灣來，不止是對台灣好，將來也會對大陸好，因為大陸用功的孩子到台灣會刺激台灣的孩子用功，台灣孩子用功之後也可以到大陸發揮，彼此互相幫助。我覺得海峽兩岸的孩子要互相競合，這才是將來發展的遠景。
第二，將來中國人在世界上要想揚眉吐氣，靠的是甚麼？靠人才！我們越是擁有頂尖的人才，就越能夠在世界揚眉吐氣。這種頂尖人才，在這樣的競合關係中更容易產生。過去有個很有名的西方學者說：五十年以後就是中國人的世界。甚麼是中國人的世界呢？就是這種競合關係的格局，可以造就更多的頂尖人才。如果再加上香港，中國人相互比較競合，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共同提升兩岸三地的學術水準。對此我樂觀其成。
眼光看遠一點，十年、二十年，我們今天看到的所有亂象都會解決，如果你只看眼前，當然憂心如焚；可是看到未來十年、二十年，這些都不算甚麼。你看五十年前，海峽兩岸是甚麼狀況？對不對？歷史就是要看未來。我覺得，現在海峽兩岸的領導人都很有眼光，看到的都是未來二、三十年的遠景，值得期待。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9月號，總第15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