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在“台灣民眾對日本觀感之研究”中的調查中，可以清楚發現在調查中所顯示出來的是，台灣民眾對日本感到親近的年齡結構主要顯現在40歲以下的族群，以教育背景而說，更主要是擁有大專學歷的比例對日本感到親近的比例愈高。[注10]而台灣30到40歲的年輕人的成長背景，正是處在1990年代後。正好與當時台灣經濟環境、大眾文化發展的背景息息相關，因此當調查到台灣民眾對日本資訊的來源時，主要是受到電視(41％)、網路(14％)、報章雜誌(12％)的影響，而不是來自父母、家庭或是學校教育。
20世紀90年代的台灣年輕人，在成長的背景中所受到的學校教育，仍是以反日為主流，但是在面對日本的大眾文化時，依然在文化的位置上創建出屬於年輕人的對日觀感。這種認識不同於過去老一輩的生活經驗、感情依戀，也不是屬於學校的反日教育，而是在自身所接觸到的經驗與傳媒的影響下，對於日本文化進行解讀。例如，過去的日本是甚麼？現在的日本是甚麼？日本殖民時代對台灣的歷史教訓是甚麼？這一切的問題都在探索中找尋答案。90年代的台灣，由於政治上追求本土化，過去消失的台灣歷史一一地被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對於台灣過去歷史的無知，恐怕是這一帶年輕人的共同想法，對於日本的觀感也就在政治本土化的過程中逐漸地與年輕人的大眾文化相融合的。這個年代的台灣人對於日本的認識，更相信的是自己所接觸的日本大眾文化。
走過90年代，現今台灣的年輕人，出生的年代已經不是過去反日教育下的體制，學校教育中講求的是本土化，而面對的大眾文化也更加多元，也不再是過去日本大眾文化一枝獨秀的局面。對於日本的認識，比起過去的日本，更重視的是現今對日本的認識。由於出身的年代所受到的學校教育，已經不再是具有過去“祖國化”、“去殖民化”的反日教育下的背景，他們教育背景中所認識到的日本，也已經不再是師長口中那個只會侵略中國的日本，而是在台灣殖民長達半世紀的日本。在這樣的基礎上，加上台灣現今的經濟環境發展，可以讓年輕人對於大眾文化有更多的選擇與接觸，年輕人對於自我意識的解讀，不僅成為社會文化重要的一股力量，也逐漸將個人的對日觀感，凝聚成大眾的對日觀感。
現今台灣政治人物的政治訴求，並不能夠主導年輕人的這股力量，而是年輕人的觀感正在改變政治人物的政治訴求，當然其中也包括了台灣人的對日思潮。對於台灣與日本的關係，今日台灣人重視的是與日本漁權的談判、釣魚島的歸屬問題；而不是歷史教科書的爭議、或是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台灣內部有多族群的事實存在，對於台灣對日本的認識，也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單一族群能夠界定的事。
結語
一個社會文化的發展與形成是具有連貫性的性質存在，如果單單只以一個時間段的發展來論斷社會文化的成形，就會陷入主觀的批判與定義。當個人或是群體的認知陷入選擇的過程中時，同時也可能反映出某種曲解，而產生根深蒂固的認識。心理學家有時把集團間的緊張狀態和導致緊張集團間衝突的決定，歸因於個人的心理狀態，個人的心理狀態可以受到政治的影響，受歪曲的認知常常比準確的認知更容易嘩眾取寵。一般常常將台灣的親日現狀解釋為日本皇民化的結果，以及歸罪於台灣後來政治人物的大力渲染，以求“聯日制中”的政治選擇中。這已經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認知，自然直線式地產生相同的結論與定義。在現今的傳媒時代，就如同博爾丁指出如果意象是權勢者通過玩弄花招強加在大眾身上，那就大錯特錯，權勢者的意象只是大眾意象的一部分，而不是把意向強加給他人。[注11]與其說是領導者決定了台灣人的對日情感，不如說是領導者的政策反射了台灣人的對日觀感。
社會是由有意識、有訴求的無數社會成員接觸、磨合所推動的。而使得民間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注12]追溯台灣人開始轉變對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記憶，從負面的價值判斷逐漸轉變成為正面價值判斷的這一段過程中，可以知道是由於戰後國民黨政府無法妥善處理省籍情結的結果所導致，可是觸使這一變化產生新的架構時，卻是由於戰後台灣與日本政治、經濟的需求才是最大的因素。1987年解嚴後，由於台灣政治環境丕變，導致隨著台灣在本土化的政治訴求下，政治上過度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價值評斷，這樣歧異的發展道路，幸而並未成為正統觀點，反而引起更多的質疑。經由這樣的批判與質疑的過程，使得台灣人的對日觀感在重新建構的過程中，反而更能夠區別出雙方的差異。
現今的社會，傳播媒介的進步與發達，使得有更多的議題有被討論的空間，以及被質疑與假設。在台灣內部，過去由外省人所主導的對日觀已經被反駁，現今台灣人的對日觀正在重新建構中，原本處於主流地位的對日觀感，也因為充滿過於悲情意識也正受到質疑。當台灣人可以正式面對、整理過去的日本殖民歷史記憶的同時，筆者希望這樣的趨勢不要成為兩岸人民情感交流的隔閡，或者再次成為中國大陸人民劃分台灣人的心結。
[注1]1942年台灣總人口約640萬，其中台灣人約600萬，而成為國語常用家庭約9600件，7萬7千多人。（日）末光欣也著：《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台北：致良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頁。
[注2]《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第567頁。
[注3]參照《台灣民眾對日本觀感之研究》，載http://www.koryu.or.jp/taipei-tw/ez3_contents.nsf/04/7966042A79384E05492576EF000A5FEF/$FILE/detail0309.pdf。
[注3]李衣云：《解析“哈日現象”：歷史、記憶與大眾文化》，思想編委會編著：《台灣的日本症候群》，台北：聯經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頁。
[注5]（美）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譯本），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注6]曾健民：《台灣“日本情結”的歷史諸相》，《台灣的日本症候群》，第41頁。
[注7]黃智慧：《台灣的日本觀解析（1987-）:族群與歷史交錯下的複雜系統現象》，《台灣的日本症候群》，第59-61頁。
[注8]李衣云：《解析“哈日現象”：歷史、記憶與大眾文化》，第104-105頁。
[注9]吳寄南著：《冷戰後的日台關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頁。
[注10]參照《台灣民眾對日本觀感之研究》。
[注11]王逸舟著：《探尋全球主義國際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頁。
[注12]王逸舟著：《探尋全球主義國際關係》，第240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9月號，總第15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