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8月17日電／最近在台灣，環保和經濟開發的衝突鬧得不可開交，很多企業首當其衝。中科停工讓友達等大廠進退兩難，六輕大火使台塑集團面臨巨額的賠償和回饋金索求，“台灣之恥”之說讓郭台銘遲疑是否繼續在台投資。這些企業家一夕間形象變色，於是討論起台灣是否反商仇富的問題。
企業家已成全民公敵了嗎？答案“是”也“不是”。傳統“士農工商”的順序未把商人看得太高，“喻於利”的是小人，但那是古早的事情了。今天基本上有誰不汲汲於利嗎？優秀的企業家不單因為有錢而受仰慕，“CEO治國”都是熱門話題。韓國由現代集團總裁出身的李明博當上總統；台灣的張忠謀、施振榮、當年的王永慶，一言九鼎的影響力不下於“內閣”官員。說“反商”言重了。
聯合晚報社論指出，近年某些爭議中，企業的確成了眾矢之的，其中大部分和政府的政策路線和執行分寸有關。政策如果偏向獎勵產業促進投資，甚至偏離社會正義準則，結果一定顧此失彼。例如為了開發園區而徵收農地，被指“圈地”；為鼓勵資金回流而降低遺產稅，社會觀感是為富人減稅。甚至執政者有時以行政力“暗助”廠商欲強度關山，例如中科三期推動之初，即有蘇貞昌和蔡英文干預環評的傳言；而今天吳敦義對環評“烏雲即將拿掉”的“預言”，其心態不也如出一轍？政策考量或涉及大層面的利益評估，廠商也認為理應受到穩定的遊戲規則所保護；但“政府圖利財團”的形象一旦形成，企業可能跟著變成過街老鼠。
政府未能維護行政中立和規則透明化，是政府的錯；而企業逐利之餘，若未考量到同比例的社會責任，就難免激發起不良印象。例如石化產業本身並非原罪，但汙染和工安問題不應卸責；鴻海的經濟貢獻重大，但如果某些作為被指責“占盡便宜”，則顯然有可改進之處。
企業有權利要求政府的投資規則明確和執法公平，也有義務示範守法和善盡社會責任。優秀的企業家是“國家”重要資產，今日台灣承擔不起反商仇富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