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14日電／美國世界日報13日發表社論說，台灣當局為了紀念“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特別成立了基金會籌辦此事，並找來作家平路擔任籌拍孫中山先生紀錄片的製作人。在相關介紹中，平路形容“國父”是熱情而無知的夢想家，“建國大綱”及“三民主義”則是拼裝貨，“台灣憲政因實行他的五權“憲法”至今如此困惑。”若紀錄片即藉此描述，試問這就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形象嗎？
就西方新文化史的一些觀點，歷史人物往往是“製造”或“製作”出來的，通過意識形態來製造歷史人物更是所在多有。但正因為歷史人物係“製造”出來的，又該如何看待歷史人物呢，於是有文本論的提出，主張盡可隨著閱聽人如何看待而已。此外還有歷史記憶，同一事件因身處背景不同，社會文化的語意脈絡存在差異，因而會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和價值判斷，或誇張其事或視而不見。這些當然都談不上能把握什麼歷史真相。史家陳寅恪甚至說，歷史往往是隨人把玩而已。平路又該如何處理孫中山的形象呢？
社論說，由於平路過去寫過一本小說《行道天涯》，書中女主角就是孫夫人宋慶齡的感情生活，她所“製作”的孫中山當然談不上“正統”，而是藉此傳達作家的理念和價值觀。但可以相信正因為平路寫過孫中山和宋慶齡，成為“文建會”找她製作紀錄片的重要參考背景，另一個背景或許係出於平路是藍綠通吃的文化人，加上人脈不錯，不致引發爭議。但主事者沒有想到，竟會惹來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憲法大家胡佛的憂心和不安。胡佛並非耽於理論的憲法學者，當年李登輝和郝柏村為副署權的鬥爭出現僵局，若非胡佛勸退郝，情況只會更惡化。理由很簡單，台灣的民主化必要建立“內閣”制的憲政慣例。此時找來“監委”周陽山商量孫的紀錄片，重點當然不是作家的創作和言論自由問題，而是五權憲法和台灣民主化的歷史認知，從而有師徒兩人投書媒體，指斥平路處理此事“輕佻侮慢”。
周陽山接受採訪時還說，基於“監委”職權，不排除立案糾舉。平路認為這是扼殺創意，而且具有寒蟬效應。言下之意，簡直就是侵犯言論自由。這是很大的一頂帽子。但正如周陽山所言，“監委”立案所當糾舉者，不是針對平路的創作，而是針對“文建會”花這筆預算的正當性。因為動用政府預算，就要接受監督，在“監察院”還設有“審計部”，審計政府預算是怎麼開銷的。完全和創作自由、言論自由無關。
社論說，這不是好萊塢的商業行為，而是動用公帑，換言之，用的是民脂民膏，這就不是作家創意至上的問題。況且“中華民國”行將百歲，“中華民國”政府和執政團隊如何自我看待此一個偉大時代的到來，如何設定紀念主題，如何呈現，這既是機遇也是考驗。要如何展示“國父”孫中山，即預示了“中華民國”的開國歷程和未來中國人的千秋萬歲，這是大事，拍紀錄片可以，但絕非作家的即興創作。
舉一個例，為了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百歲，蔣中正親自主持蓋了一座“國父紀念館”。大廳陳設有點類似林肯紀念堂，巨大的坐像營造出的氛圍，就多數參觀者言，瞻仰之心自會油然而興。不必諱言，蔣多少有意為自己百年之後先立一個榜樣，也才有後來的中正紀念堂，而今兩處都成了大陸客指名非去不可的觀光勝地，這是硬體創造的軟體效應。就此發想，改拍紀錄片，又當如何？
社論說，孫中山的尊稱有兩個：一是“中華民國國父”；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尊奉為革命先行者。就歷史發展的序列和認知言，孫中山是不是還有更重要的作用？紀錄片又當如何處理，這豈是單憑文學創作或平路個人的認知所能掌握。當然，“國父”孫中山先生不是平路的，而是兩岸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