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8月10日電／台灣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林建山今天在中國時報撰文，分析生態環保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就像任何一種有機體一樣，潔癖再優先，也不能優先到生存都不要的地步。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最近極度震撼社會乃至震盪台灣全球招商前景的事件，是麥寮六輕大火、中科三四期裁定停工及國光石化案逾五年羈延，前者引申環評追殺既成政策事項，後二者則是環評封殺新生政策事項的事件。但就事件的本質看，已經讓人強烈感受到，環評在台灣儼然是當下國政進行與社會發展的沙皇。
在這幾個事件中，人們所最關切的，應不止是對於石化產業未來的擔憂，或對高科技產業投資的不確定惋惜，而是對國家機器運作機制與規則的扭曲變形，倍感驚悚駭異。
從一九八七年“行政院”“環保署”正式成立到今天，在“國家”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環保的“國家”價值位階與環評機制的決策權，似乎已經快速變成為“國家”願景與“國政”落實的重要變數；而綠黨人士更把環保價值與環評機制一味提升到可以統攝“國家”機器的憲政位階，則就必須整個台灣社會的正視與探討了。
事實上一九九四年才立法施行的環境影響評估法，目的是基於“國家”長期生存發展利益，兼籌並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而制訂，是一項領域範疇政務法規，並未得到可以超越或排除其他領域政務法令的法律位階與權力；當然就不能被一時激越的民粹就莫名抬升到等同“憲法”的支配性頂階地位，更不能被用以損害到“國家”的永續生存。
即使是開發先進而且時時以世界警察自視的美國，也從來沒有像今天的台灣一樣，把環保價值與環評決策權如此予以“極端”“絕對”，更可以否決一切國政發展決策的地步。
在美國發展經驗中，生態環保規範固是反映國家社會之潔癖輕重，用以維繫生活素質，但經濟發展卻永遠是國家社會生命生存之必須。當潔癖與生存有所杆格對立衝突互斥之時，美國的國家機制還是會寧取生存而暫擱潔癖的。美國政府，不論是共和黨主政或民主黨主政，迄今皆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無非就是一個最鮮明具體的例子；至於其他諸多歷年來重大的爭議性環保法制或措施，被擱置或未被積極落實的情形，更是屢見於聯邦及州郡地方政府層次。
在美國政府的國家治理層次，環保優先其實一直是七○年代以來一個清晰的國政理念，這跟馬英九日前對外的宣示，並無二致。不過，所謂“環保優先”的民主社會政策意涵，無論在美國或台灣都應該是，環保在國政決策中的取決權量應該高於其他任何權量因素的意思，或許在國政決策中，環保因素的權重可以高達十五%、二十%，甚至到達絕對多量的五十一%。但是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將環保因素權量絕對上綱到一○○%，而變成為一種可以代位取決或代位施行國政的否決權。當然更看不到會有一個國家的環評機制或環評委員的權力，可以大到遠遠超越行政首長或國家領袖的決策權責之上。
這也說明了一個國家，就像任何一種有機體一樣，潔癖再優先，也不能優先到生存都不要的地步。當然，也不會有一個國家的國政不是由執行官裁決，而會代以環評機制或環評委員來代位裁決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