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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式的核心是：開放、改革與協調。 |
中國模式不是甚麼﹖
如上所述，“中國模式”，不能因為我們無法具體地解釋出來就認定它不存在。只是無法為它做出一個確切定義，介定它有甚麼內涵與如何使中國的經濟持續地迅速成長。下面，我想換一個方式、用分析它不是甚麼來瞭解它。就是要問“中國模式”不是甚麼？
第一，“中國模式”不是盲目遵循市場萬能的信念。所以大大有別於西方所熟悉的放任性資本主義（laissez faire capitalism)，中國模式雖然有很大市場成份，但並非純由亞當斯密所謂的一隻看不見的手所推動。還有一隻看得見的手，更為重要。
第二，儘管有“摸著石頭過河”的口號，“中國模式”並不是沒有目標。其目標，乃在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這只是要達到讓13億人口溫飽以及國家強盛的手段。
第三，“中國模式”不是沒有嚴密的制度基礎。宏觀調控的部門就包括：（1）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會）；（2）財政部；（3）人民銀行；（4）商務部；（5）國有資產監督委員會；（6）中國銀行監督委員會，等。
第四，“中國模式”並不是中央完全集權。中央對地方循一個選擇性放權原則。所以，在改革以後，中央只負責任命省一級官員，而賦予省級政府任免轄區內廳級與地市的人事權。中央和地方形成一個相互問責制。
第五，“中國模式”中，政治集權並不是個負債，而是個資產。這是由於它的背後有一個組織理論的基礎。按照這個理論方針，以黨領政、再以政領經濟，對中國模式可起的積極作用有二：
（1）黨負責全面策劃，負起了最終運籌帷幄的功能。但因不像政府職工直接參預每日第一線作業，故可以駕淩於日常眼花繚亂的細節之上。可避免見樹不見林之弊端。
（2）因為黨駕淩於實際操作之上，故能避免與利益集團掛鉤或糾葛之陷阱。更能阻止利益集團之形成與擴張。嚴格來說，“黨企分家”或“黨政分家”的想法，均是違背這個黨領政的理想的。而黨的領導人員如太深地陷入實際日常行政作業，也同樣是違背這個方針的。
在經濟分權的同時，如無政治集權，按照鄧公小平的看法，很可能走向戈爾巴喬夫導致蘇聯崩潰的不歸路。可是，“中國模式”的集權也不是沒有財政分權。譬如1994年的稅制改革，就是要設立分稅制。其中目的之一，即要劃清省的獨立財政權。財政分權為地方政府發展經濟提供了激勵。因為，當地經濟的發展意味著地方政府可以獲得更多財政收入。這是那隻看得見的手和另隻看不見的手共同起了相得益彰作用的一個實例。
當然，以上所列之中國模式“不是甚麼”的名單，並不能概括全部。但有這些例子並用這樣方法推理，我們對於“中國模式”究竟是甚麼，會有一個新的瞭解。當然，如真要深一層瞭解“中國模式”何以能使中國經濟如此持續性急速增長而不衰，還另有一組隱而不顯的因素，也應該考慮進去。譬如，中國人的控制消耗浪費、1949年以後新生代的比趕打拼精神(這在奧運會中已顯示無餘)、低工資、低利潤等等，俱是重要成因。但因篇幅關係，在此只能一提而不能深入。
甚麼是“模式”﹖
國內學者不願意接受“中國模式”一詞，是因為對“模式”的含義，有不同的看法。認為“模式”是有劇本可循的模範。但由社會科學角度來看，一個“模式”只是一個縮小的模型。因為人世間任何事體，均太複雜。何況像中國之大以及它的經濟發展面面觀，是無窮盡的。所以，社會科學家只須要尋找到一個縮影。也就是一個縮小的模型，能夠解釋真實情況運作之一般，特別是其中相互因素彼此相連的複雜關係，這就是“模式”。如用這個定義的“模式”來看，相信用“中國模式”比用“中國道路”更能傳神。更能解釋中國持續快速經濟發展的複雜現象。
盛世諍言
以上是我趁在學校正值年修而能在中國(主要是上海)停留總共51天的觀察與鑽研得到的部分心得與體會。多半都是正面與較積極的。但為了避免留下一個一面倒或僅說好不說壞的錯誤印象，我想在最後，提出幾句諍言，以示公允，並供國內參考。
雖然國內突飛猛進已無可爭論，但“硬體容易、軟件難”那句老話還是有其真實性的。譬如，高樓大廈興建容易；人們生活水準提高也享受了現代各式各樣物質文明。可是，某些根深蒂固的惡習慣，要想改過來，就沒有那麼容易。譬如國人在公共場所大聲喧譁，仍然比比皆是。儘管有禁止公共場所吸煙的法律與法令，而且在很多場所均有禁煙的貼示，可是仍然到處有人吸煙。在上海的市場甚至街道上，常常有人吵架。到處更有人拉高嗓門講手機，包括在地鐵與公車上。除了在世博會內因木欄杆強迫人排隊以外，其他地方照樣一窩蜂似的爭前搶後。尤以過街以及地鐵上下為然。縱使在世博會場地由於木欄杆限制，非排隊不可；可是，間或還是有人企圖插隊。這些，都不是短期能自動改過來的。國內應該考慮從幼稚園開始教導，才有希望。
以上這些陋習，在世博會的期間，在上海似乎略有改進。但希望這種改善，不僅是由於世博會籌辦期間強調“文明”而來的。也希望不要因為世博會結束就中斷了。更希望中國其他地方也能提高“文明”的警覺心。何況近來國人到海外旅行的越來越多。以上這些陋習，如果也帶到國外各地去的話，它在海外為中國造成負面形象的殺傷力，是無法估計的。
我說這些，是想提醒國人，如果中國要真正成為世只上普遍受到尊敬的大國，必先有能為世只尊敬的國民。起碼要能與國際水準相接。
另外一點，就是儘管中國的ＧＤＰ已列世只上第三位，而國內公司到國外投資開墾的也與日俱增，但是國內的某些商業上或金融上的做事方法，仍然不能與國際水準接軌。譬如，由坐落上海的匯豐銀行開出的銀行本票（banker's check），在上海附近的太倉，居然不被接受與現金有同等地位。這在國際上，是貽笑大方的事。在上海近郊況且如此，遑論中國內地和其他地區。
還有一點，雖然沒有那麼顯明，但也屬於與國際水準(或做法與慣例)接軌一類的問題。是關於上海的交通規則。我在上海這段期間，感覺步行過街有在紐約不會發生的困難。因為在上海鬧街上，車輛遇到前面紅燈時可以右轉，因此造成與橫街因綠燈而過街的行人衝突。間或有老外走過，只見搖頭不已。在紐約市內，因為行人過多，所以車輛逢到紅燈時，是不可以右轉的。只有在離開紐約市50英里以外的近郊才可以紅燈時右轉。因為那裡行人與車輛沒有那麼多，不太能發生相撞的意外。這個問題在上海特別嚴重。因為，除了汽車以外，上海街道上駛行的還有摩托車、自行車、機動自行車等等。在紅燈時，正好是另一邊行人過街的時刻。而這些車輛右轉就對行人安全造成絕大的威脅。常常行人為了避免這種威脅，寧可不等街燈改變而“偷壘”式地搶先過街。造成了阻礙交通甚至給自己帶來更大危險的後果。在上海的人，也許習慣了這種現象，不覺有異。我是外來客，所以特別覺得怵目驚心。才覺得有義務提出來，供給上海主管交通的單位參考以及設法補救。
總而言之，這次上海世博會強調“文明”是對的。這裡的“文明”即是指須與國際水準接軌。但這只是短暫的。至多也局限於一個地區而已。中國傳統，國家(指政府)有教導百姓的職責。希望國內從學校開始，能就類似以上各節多加注意，並灌輸正確的指導。以保證中國國民素質，能與中國重新恢復世只上大國地位符合。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8月號，總第15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