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新的民族主義在中國對最近華盛頓宣布美國要向台灣出售64億美元新武器的反應上表現非常明顯。美國售台武器，或者大陸民眾做出憤怒的反應不是什麼新鮮事。但這次北京在表達沮喪情緒的同時還提出了不同尋常的威脅：對美國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實施制裁，該公司占據中國航空市場的支配地位，在未來20年裡可望與中國做4000億美元的生意。結合起來考慮，谷歌和波音的故事顯示中美關係中權力平衡的明顯轉移正在推動華盛頓和北京走向衝突，更不要提美國版資本主義和中國版資本主義越來越明顯的不可調和性。
中美政治分離呈現很多形式。美國政策制訂者主要集中在國內問題上，主要渴望在外國和安全問題上的幫助，希望中國在國際上發揮更大（更加合作）的作用。在氣候變化政策、全球經濟的再平衡、伊朗的核項目、蘇丹的暴力、反恐、和其他問題上，華盛頓需要和希望得到中國的幫助。但主要關注國內挑戰的中國領袖已經清楚表明，它已經獲得內視的信心，首要目標是創造新的工作機會，確保國內政治穩定和可以預期的經濟增長。北京有一切理由抗拒任何可能轉移現有工程的承諾，或者拒絕讓中國暴露在不必要的風險中。美國人應該習慣於更願意說不的中國。
北京新獲得的過分自信恰好出現在美國陷入困難的時期。在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降落到GDP的10%之時，美國發現自己還沒有從幾十年來最糟糕的衰退中走出,奧巴馬總統和國會領袖面臨公眾對痛苦的緩慢的經濟復甦的沮喪情緒和接近10%的失業率。
北京在這些發展中處於複雜境地。在2009年年底，皮尤研究中心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44%的美國受訪者認為中國是"世界首要的經濟大國"，而只有27%的人選擇了美國。在同一個調查中，49%的人（2002年只有30%）說美國在國際政治中應該“關注自己的事”，“別人的事由別人處理”。這些調查結果得到2010年2月公布的《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聯合調查的證實。該調查發現美國受訪者比例在21世紀是美國世紀還是中國世紀問題上基本持平。以41%對40%的差距，更多受訪者預測中國和不是美國經濟居支配地位。在地緣政治前沿，差距是43%對38%。2008年的總統大選顯然是最後一次普通選民既不知道也不關心候選人對中國的立場的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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