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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來看，說台灣社會與鴻海間“有些誤解、有些認知差距”或許是事實，但說台灣社會要“逼走鴻海”，郭台銘是“言重”了，也反應過度了。 |
中評社台北7月25日電／台灣最大的企業鴻海精密公司，在旗下子公司的“富士康跳樓事件”才趨平息後，近日又因新購併企業奇美電子有人墜樓、鴻海大陸員工應酬引起家庭糾紛等事件，引起社會矚目。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為此發出“台灣是否沒有我留下來的餘地，難道要逼我們出走？”之言。台“行政院長”吳敦義、“經濟部長”施顏祥則發言力挺鴻海。對此事件，我們嘗試從企業與社會互動的問題做一分析。
中國時報報導，鴻海是台灣近廿年來最具成台灣最大企業；市場法人預估鴻海今年非合併營收可達二兆元。鴻海在台灣的員工有五、六千人，在大陸，其子公司富士康有九十萬左右的員工。
而鴻海雖然是家代工廠商，本身不擁有品牌，但鴻海以其優異的研發與生產能力、工廠管理專長，把自己的地位提升到國際品牌大廠的“夥伴”地位，而非一個只能看品牌大廠臉色、求取訂單的代工廠商。鴻海在台灣股市，是電子科技股中的龍頭股；郭台銘更因此被美國商業周刊喻為“代工皇帝”，曾被多家島內外財經專業雜誌與機構選為標竿企業。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鴻海都是一家少見的優質企業。
而鴻海在壯大之後，也積極回饋社會。除了成立基金會投入慈善事業外，兩岸的各種天災，鴻海一直慷慨解囊、幫助災民；郭台銘個人也捐獻個人財產一五○億給台大成立幹細胞中心，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一筆的捐獻。鴻海與郭台銘對社會的回饋，值得肯定，也沒得挑剔。
那麼，為什麼鴻海最近還是與台灣社會的摩擦不斷，彼此的互動出了什麼問題？簡單的說，一部分是“誤解”，及雙方認知差距；另一部分則是鴻海已成長為台灣最大的企業了，社會對其期待─或是說對其課以的“企業社會責任”已不同以往。
例如，在發生富士康跳樓事件時，台灣媒體是在大陸媒體已長期且大篇幅報導後，才跟進，且對鴻海較友善與正面；對媒體而言，既有此大事，不得不報。但對當事者─包括鴻海與郭台銘而言，仍是“報導太多，造成維特效應”。鴻海何姓主管應酬事件亦如是，台灣媒體不是“閒著沒事”去挖鴻海員工在大陸是否上酒店，而是該主管在台妻子鬧跳樓，一個社會新聞引發的報導。
至於鴻海新併購的奇美電子大陸廠有人墜樓，雖然有部分媒體以“富士康第十三跳”做為吸引讀者的標題，但大部分媒體仍是根據事實報導，對奇美後續澄清也予以刊登。或許，鴻海的期望是“凡不利於本企業形象之新聞，一律不報”，但媒體不可能如此。至於指鴻海是“台灣之恥”，則是個別學者的發言。
對企業的社會責任，世界永續發展協會的定義是：“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承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管理學者的研究也指出，當一個企業成長到一定程度後，社會的支持會是企業是否能永續經營的關鍵。
在這個定義中，企業的社會責任開宗明義就是“道德規範”。兩岸三地的企業上酒家談生意的“酒店文化”良有以也，對一般小企業，社會不會課以責任，但對全台最大的企業，社會卻會課以社會責任；甚至，任何一個島內各領域的龍頭企業，都不會被接受是“上酒家做生意”的經營模式。“何姓主管事件”雖然事後澄清未上酒店，但社會對此事件的關注，其實代表的就是對鴻海期望的社會責任更多；鴻海亦應對其身為全台最大公司、龍頭企業的身分，所負有的社會責任有更深刻的體認與了解，以得到社會支持，才能永續經營。
因此，整體來看，說台灣社會與鴻海間“有些誤解、有些認知差距”或許是事實，但說台灣社會要“逼走鴻海”，郭台銘是“言重”了，也反應過度了。相反的是，台灣社會一直對鴻海高度肯定與支持，鴻海成為兆元企業、郭台銘成為首富，除了郭台銘的領導與鴻海員工的努力外，更有台灣社會的灌溉與支持。今天所以會讓郭台銘感到挫折與不平，其實是一個企業與社會互動的課題；台灣社會沒有要逼走鴻海，但雙方的互動必須調整；對媒體的報導，也沒有任何人─包括政府，可以要媒體“這個要報、那個不要報；這個做大、那個做小”。而做為企業龍頭的鴻海，其企業社會責任不同以往，鴻海必須有所體認、有所調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