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建立懲戒機制
范正偉
唐駿的“文憑門”尚未關上，三聚氰胺奶粉又在甘肅等地重出江湖。與此同時，“你來我往”的學者抄襲事件，依然淹沒在口水戰中。
類似事情已不是第一次。而在造假者的灰頭土臉、圍觀者的吐沫口水後，還會不會有下一次？沒人敢保證。
可以看到的，倒是一些造假者的欲蓋彌彰，以及部分擁躉們的寬容諒解：瑕不掩瑜，成功人士撒個謊算什麼？當然，更有這樣的群體心理：真是個倒黴蛋，比他誇張厲害的多了去了。
於是，在“成功崇拜症”的社會思維里，在機會主義的論證方式中，一邊是一些造假者“不幸”撞到槍口，一邊卻又是新的造假者重步後塵，甚至是同一造假者卷土重來。這些年來，從“紙餡包子”到“最毒繼母”，從蘇丹紅到瘦肉精，從教授剽竊到院士抄襲，哪個不是在製造著“後人哀之而不鑒之”的“杯具”？
在有些人眼里，“造假”已經成為一個“去道德化”的東西，或者是一條略帶風險的成功捷徑。即便某個造假者栽了跟頭，那也只是一則吸引眼球的焦點新聞、某人“身敗名裂”的小概率事件而已。而這一過程中，“造假”作為一種逐利手段、黃金面膜，並沒有從道德層面上被認真對待。
難道不是嗎？當我們聚焦於某一造假事件時，有多少人在寬容著身邊的“假”、放逐自己的“真”：小學生被引導寫著虛假作文、大學生坦然地攢著畢業論文、會計師慣例地做著虛假報表、製造商謹慎地守著“吃不死人的”底線……就像孔乙己認為“竊書不算偷”一樣，許多發生自己身邊的造假行為，不僅沒有被當做道德黑洞，反而在利益照射下閃耀著成功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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