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官場思維套路，發生在火車上前倨後恭的行為，完全可以通過“組織程序”反映解決，而用不著李肇星個人“拿起批評的武器”。關鍵是，信中措辭嚴厲，描繪入木，幾乎點名道姓，全然不顧鐵路局長、列車長一點面子。小小科員李肇星為何不怕得罪人、穿小鞋？不怕被批評者鬧上門來，或以“誹謗罪”訴諸法律？……
估摸原因有二：一是當時社會對弄權愚民等不正之風同仇敵愾，零容忍、不寬容；二是當年的社會批評、民主監督氛圍濃、參與率高，有錯即曝、知錯不狡辯似成社會共識。故李肇星不仗“組織壓人”，而是無需顧忌地秉筆直書，行使他覺醒較早的公民權利。
而不可思議的是，《人民日報》竟毫無删改地刊登這封火辣辣的批評信，連對其中“醜化公僕”的詞句都不加“技術處理”，一點不怕“引火燒身”，被扣上“不堅持正面宣傳，輿論導向有誤”的帽子，足見當時輿論環境的寬鬆，以及媒體的膽識和風骨。
李肇星批評的現象在當時並不普遍。而如今一些地方幹部中的腐敗問題，與32年前鐵路局長、列車長弄權失職、“有票不給”的“小兒科”，不可同日而語。而同樣“不可同日而語”的是，腐敗已無以複加地威脅到“執政黨的生死存亡”。
我不知道腐敗“病勢”的蔓延，是否同“批評社會”的“退行”有關？是否同缺少拍案而起、嫉恨如仇的“公民李肇星”們有關？是否同官員久不受監督而滋長“唯我獨尊”的心態有關？真希望有更多的官員讀到這封信，並像李肇星當年那樣——“怎麼也笑不出來，無論如何不能入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