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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明影響深遠，兩岸可合作走向世界推廣中華文化。 |
兩岸文化價值觀異中有同應摒棄曲解
文化價值觀是文化最深層最堅強的核心，一旦形成，便長期傳承保持。隨著歷史長河的沖刷和不同的文化碰撞，文化價值觀也並非一成不變，但即便變化也在其原有的基礎上演進。對文化價值觀進行研究，可謂掌握文化的鑰匙。
現在存在一種普遍的誤解，即“兩岸具有不同的文化價值觀”，許多人幾乎不加思索地作出了判斷，實在過於簡單化，還需細加分析。兩岸基本上具有相同的文化價值觀，只是在政治文化方面存在著差異。政治文化方面的差異很明顯，二戰結束之後，大陸選擇了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而台灣實行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在冷戰的背景下，又分別成為東方陣營和西方陣營的成員。楊開煌認為，台灣假設的是個人自由的絕對價值，大陸假設的是集體的公平正義的絕對價值，兩者之間以往水火不容，今天意識形態的鬥爭不是主要矛盾，但在深層文化中的影響仍存，其對抗性時時可見。因此兩岸之間的文化交流不可能以“求同存異”為起點，反而應以准跨文化的“求異存同”為起點，去發現原無法發現的“同”，而理性健康地接受“異”。(注7)從價值觀層面來分析，他的觀點很有啟發。儘管兩岸都具有多元文化的觀點，但在台灣人中，接受“西方文化普世性”的比例大大高於大陸；而大陸人至多接受“西方文化價值的部分普適性”。不僅整體與部分有差異，而且“普世”與“普適”也不同，“普世”是具有宗教般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普適”是各國都可學習借鑒的原理。台灣在政治上仰望的是西方的多黨制、三權分立、民主選舉等；大陸則認為這些未必符合中國國情，只可借鑒不可模仿，要創造本土特色的制度。兩岸政治文化和政治價值觀的差異將長期存在，大陸和台灣將繼續分別探索自己的政治發展，並應以開放的態度把對方作為參照，汲取有益的營養。
價值觀並非僅僅反映和指導政治文化，而是反映和指導社會生活和個人行為的方方面面，如果將政治文化的差異泛化，就會陷入唯意識形態的泥淖。政治文化雖然重要，但只是文化中的一小部分，不能取代生活的絕大部分內容。而在極其廣泛複雜和豐富多彩的文化中，兩岸人民共用基本的價值觀。
台灣人的文化價值觀與大陸中國人完全一樣，忠孝、禮儀、仁愛、廉恥、中庸、信實，等等。中國人缺乏社會集團傳統，以家庭宗族為生活起點，由此而形成“家國天下”的思想。台灣的早期移民往往按地緣聚合在一起，後來地緣關係漸被血緣關係所取代。福建是宗族制度十分強固的地方，台灣作為移民社會，也建立起各種宗族組織，有的仍敬奉“唐山祖”，有的由於譜系中斷，在台灣設立“開山祖”。(注8)梁漱溟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以道德代替宗教，理性早熟，主張人自身和諧，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注9)雖然價值觀由政府和知識精英宣導，但它也通過戲曲、風俗等傳播至平民百姓。台灣的戲曲藝術十分繁盛，也與祭神活動緊密聯系。關公在台灣的供奉甚眾，反映了民眾對於忠義價值觀的認同。
有些台灣人認為，中華文化價值觀在大陸已經被“破壞”或“消失”，只有台灣保存和繼承了中華文化，顯然是不對的。中國共產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思想，但是從毛澤東開始，歷代領導人一直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即把它與中國國情和中國文化相結合。在十年浩中“破四舊”和“造反派”對於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但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仍然薪火相傳。例如，很多地方的人民保存了族譜、文物，而且精心保護了宗族祠堂。人們認為，宗族輩份使人們知道自己的根，人際關係容易相處，也是農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一種形式。(注10)人們在婚嫁、喪葬等各種禮儀中繼承了文化傳統，但也不拒絕改良、創造和革新。現在的宗族已不是“封建宗族”的復活，而是舊宗族轉型的產物。(注11)自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大陸政府更加重視文化的作用。文化現代化的步伐加快，意味著中華文化在大陸也將得到更好的傳承和更新。
有種觀點認為，大陸拒絕西方文化價值觀，其實不然。改革開放之後，大陸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引入了競爭的觀念，主張個人自強自立。當時樹立的青年模範人物張海迪，雖然殘疾，但自學成才，為社會貢獻，極好地演繹了個人自尊自強的價值。民主與法治一直是大陸政府推動國家建設的重要目標。“依法治國”是憲法規定的準則。現在，大陸政府與一些西方國家政府繼續進行人權對話，顯示了學習外國經驗的開放態度。溫家寶總理曾撰文專門闡述中國政府的觀點：“科學、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國家，它的實現形式和途徑各不相同，沒有統一的模式，這種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是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注12)大陸既開放學習外來文化又傳承發揚本土文化的政策，受到了世界各國的肯定，尤其引起發展中國家的興趣，形成一條獨特的途徑。
在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學習西方文化價值觀並非照抄照搬，而是結合本土文化吸收和創造。杜維明認為，在儒學傳統影響下，東亞現代化（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表現出連貫的治理觀和領導觀，即，第一，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領導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取的；第二，法律是社會穩定的必備條件，但仁愛之心以禮相待才能使社會達到團結；第三，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是使核心價值觀得以傳播的源泉；第四，文明社會是家國之間、公私之間的調節機制；第五，教育應成為社會的文明之教，首要目的是人格養成；第六，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基，社會的生活品質取決於社會成員修身的水準。(注13)雖然兩岸各自尋找將西方文化本土化和將本土文化現代化的途徑，結果卻是異曲同工。相比於兩岸共用價值觀的部分，差異只是很小的部分，如同十個手指頭中的一個小手指。無限擴大差異，以偏概全，就會掩蓋真相，扭曲事實。在兩岸人民擴大交流時，拋開政治議題，普通民眾都感到文化的親近和價值上的相近，是無法改變的。
文化認識問題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正如楊開煌所指出的，日本在佔據台灣時期，對台灣人民進行皇民化教育，在文化上反華仇中；國民黨退守台灣後，一面強調台灣承繼中國正統的合法性，一面又進行反共教育，同時成為反中國化的論據。(注14)更為嚴重的是，李登輝以“本土化”挑撥省籍關係，以取得台灣人的同情和支持。以陳水扁為首的民進黨執政後，更在教育和文化上“去中國化”。歪曲的文化認識對台灣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對兩岸關係的損害是根本的和長期的。
自2008年以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執政後，“法理台獨”和“去中國化”被阻止。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稱“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稱大陸十三億人民為“同胞”，顯示他在文化認同方面的主張，迥異於民進黨將台灣人與中國人視為異族的看法。最近，馬英九在接受德國《國際政治》的書面專訪中指出，本土化並不是“去中國化”，台灣社會是個多元的社會，中國文化和傳統是台灣文化的根源，我們不能否定自己的祖先。國民黨政府大力推動兩岸交往與合作，也重視文化教育交流。2009年台灣的金馬獎最佳男女主角獎都頒給了大陸演員，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基礎，兩岸人民加強交流與合作，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精義，必然從根本上強固兩岸和平發展的根基，進而促進兩岸人民命運共同體的認識。從台灣方面觀察，繼續批判“文化台獨”和“文化去中國化”仍是重要任務，使台灣人民正確認識“本土文化”、“台灣意識”不是與中華文化和兩岸關係相對抗的東西，而是相輔相成的關係，鼓勵台灣與大陸的文化交往和文化理解，逐漸使兩岸人民產生新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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