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期望“一箭雙雕”。他說：“你不要搞錯，這裡是日本，日本的法律是保護日本人的。”
她住院後，記者聞訊去看她。情形，與本文開篇時描述的一樣。“你想怎麼解決呢？”記者問她。
她無力地說：“我想讓他賠償我一筆費用，至少要200萬日元。”
“他呢，他想怎麼解決呢？”我接著問。
“他一開始非常害怕，連送我上醫院都想找一個警察不知道的醫院。也答應賠我一筆錢。這幾天，他看見我好一點了，口氣就變了，說不能賠我錢，說這裡是日本，日本的法律是保護日本人的。他還說，我如果報警，他就自殺。還說中國人就知道要錢，中國的民族是一個‘最低’的民族。”她回答說。
記者勸她，問題的解決，恰恰要依靠日本的法律。東京入管局方面的說明，我們可以幫助去做；報案的事情，你自己要去，這樣問題會解決的。另外，你不要擔心他會自殺，應該相信“會咬的狗是不叫喚的”。
後來，記者陪她到警察署報案。當晚，他慌慌張張地趕到醫院，說警察已經打電話叫他了，央求她陪他一起去警察署。當然，她沒有同意。
幾天後，記者把這個日本人“請”到《日本新華僑報》編輯部，他又鞠躬，又謝罪，表示自己是因為愛，因為愛的嫉妒，才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同時，表示願意支付200萬日元，賠償她的精神和身體的損失，並且寫下了“示談書”，保證先支付50萬日元。等到以後貸款下來後，再支付150萬日元。第二天，他到醫院，在記者在場的情況下，交給了她50萬日元。
幾天後的一個夜晚的兩點鐘，她給記者打電話，說那個男人又喝得醉醺醺地在門外大喊大叫，還按門鈴要進來呢！記者撥通了那位男士的手提電話，勸他馬上回家；又打電話告訴她，可以馬上報警！
事後，她沒有再來過電話……
行筆至此，記者還想告訴讀者，許多女性聽說此事後，不同意記者幫助這位中國女性，她們是按照女性的眼光做出判斷的。
記者的想法是，人，常常有失足的時候。如何使失足者不留下千古之恨，是社會工作者應該做的事情。況且，她孤立無援，日本人是不會幫助她的，我們作為同胞再不伸手的話，那些人不就真的以為“中國的民族是一個‘最低’的民族”了嗎？
當然，如果這個近似“荒唐”的故事，這個引人“辛酸”的經歷，能夠讓人們有一番思考的話，將是記者意外的收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