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29日電／中國審計部門日前首次披露了地方政府性債務問題。抽樣調查發現：18個省、16個市和36個縣本級，截至2009年底，這些地方的政府性債務餘額高達2.79萬億元。環球時報刊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教授孫立堅的文章說，儘管這與希臘債務危機問題沾不上邊，但卻可能隱藏著更大的“系統性風險”，不重視則後患無窮。
首先，希臘面臨高額外債，其償債能力也會受到歐美經濟環境惡化的直接影響，並且這些債務都是中央債務，違約會有很大的“政治成本”和對外經濟往來的“交易成本”。與之相比，中國的地方債似乎不同，但正是因為沒有這樣顯性的“償還壓力”，可能讓我們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不一定會感到很強的緊迫感。
第二，希臘經濟發展一直缺乏活力。公共機構的龐大，盈利產業的嚴重缺失，只靠旅遊、造船等少數景氣依存型的行業來維持本國的繁榮，導致其在金融危機面前的償債能力非常有限。相比之下，中國經濟體規模大，經濟高速增長所帶來的“中央財力” 底氣非同小可，所以，債務占GDP比重相對較小。一句話，債務問題被經濟的高速增長所“埋沒”了。但是，正是因為有了經濟增長的“定心丸”，所以，我們沒有去關注地方財政、甚至中央財政的透支問題及其投資效率。形象工程、重複建設等現象直到今天還是屢見不鮮。
第三，希臘債務危機的原因已經看得很清楚，只要本國政府下決心，希臘人民改變自己“吃皇糧過休閑日子”的生活習慣，改革就能夠取得非常明顯的效果。而中國不同，地方政府如果好大喜功，導致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背離，也是地方債問題日趨嚴重的原因之一。
第四，希臘政府和中國地方政府都有著相似的“樂觀預期”。希臘政府認為世界經濟的繁榮能夠讓其旅遊業永遠興旺，強大的歐元區經濟會帶著它不斷前行。而一旦金融危機打破了這種樂觀的想法，才發現其舉債是過度的，公共支出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地方政府則樂觀地認為房地產市場會永遠繁榮，甚至在目前中央進行樓市整頓的關鍵時刻，消極對待樓市調整的態度仍時隱時現。樓市一旦萎縮，將立刻暴露出地方債脆弱的償還能力。
第五，希臘政府在舉債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如為了減輕債務鋌而走險，甚至包裝債務。而我們的地方政府在銀行舉借大量貸款，或以自己信用為擔保，取得貸款項目，這將可能把償還的風險轉嫁給中央和下一屆地方政府。
最後，希臘主權債務的重構儘管目前將歷經艱難，但債務進一步膨脹的可能性已經變得越來越小。而我國地方財政透支的風險仍然存在，並可能變得更加棘手。這直接影響到後危機時代中國經濟活力的發揮，以及由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向內需主導型轉變。
總之，雖然今天地方財政嚴重吃緊，但中國也不會立刻發生債務危機。但放任下去，會影響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中國應對經濟全球化外部衝擊的能力也會開始下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