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個稅起徵點呼聲漸高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表示，中國已基本具備條件，實現“年均工資增長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顯然，漲工資是“國民收入”倍增的重要手段，事實上，目前漲工資已成為大勢所趨，今年以來，各地最低工資標準“漲”聲一片。目前，上海月最低工資標準為1120元，為全國最高；從4月1日起，浙江省將對全省的最低月工資標準進行調整，最高一檔的最低月工資標準提高到1100元；廣州市最低工資標準上調至1100元，新標準從5月1日起正式實施。7月起，深圳最低工資亦統一提至1100元。
另一方面，關於提高個稅起徵點的呼聲最近也很高。在這方面，廣東有望率先破冰，針對廣東省政協委員黃西勤關於提高廣東個稅起徵點的建議，廣東省地稅局日前答覆稱，將向中央反映，建議對個人所得稅工薪費用扣除標準建立和地區物價水平、通脹系數相掛鈎的浮動機制。
政協委員建議兼顧收入和通脹情況確定個稅起徵點
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是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基礎。如何處理好國民收入分配問題，把社會財富“蛋糕”分好，在全國政協十一屆常委會第十次會議上，受到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的高度關注。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從1997年到2007年10年間，勞動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普通職工工資收入水平偏低，工資增長長期落後於經濟增長。”全國政協常委、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徐振寰說。他認為，擴大內需、拉動消費，必須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職工工資收入水平。
“作為國民經濟重大關係中的最基礎部分——社會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已經成為當前各種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的深刻根源。”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溫思美指出，當前，我國政府控制的財力已經達到10萬億元的規模，是改革開放初期的100多倍，通過完善收入分配機制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已經具備了基本實力。
為此，溫思美建議，國家應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使更多的財政資源投向民生領域，應將民生福利投入增長高於財政收入增長列為剛性約束指標，長期持續。同時，加快稅收制度的完善、改革，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根據地區情況制定不同的個稅起徵標準。
個稅起徵點上調至多少才合適，眾說紛紜。全國政協委員莊威認為，“應兼顧職工平均收入和通脹情況來確定個稅起徵點。建議以上一年度全國社會平均工資為個稅起徵點。”在他看來，這樣設定個稅起徵點一方面爭議較少，另一方面，在通脹情況下，個稅起徵點也將隨著社會平均工資增加而逐漸上調，不至於給工薪階層增加過多的負擔。
溫思美建議，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型個稅稅制結構模式，並逐步向將納稅人的生計、贍養等情況綜合考慮的稅制過渡；規範高收入階層的所得納稅，出台包括財產稅或物業稅及相應的消費稅等在內的新稅種；允許有條件的地區先行在權限範圍內進行稅制改革。
改革收入分配要“削高”更要“提低”是全國政協常委、委員們的普遍共識。全國政協常委蔣以任認為，一方面要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調控和監管，逐步消除非市場因素導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同時要通過繼續增加養老金，提高最低工資、城鄉低保標準等逐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工資標準和社會保障標準。
他同時提出，在談到收入分配問題時應避免一個誤區，即單純用收入水平來衡量高、中、低生活水平。國外的中產階級除了收入本身外，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等都是其重要特征。
“創建和諧社會，不單純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關鍵是要創造出一個長效的、公平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讓低收入層有機會迅速向社會較高層次流動，才能創造一個我們所期望的‘橄欖型’社會。”蔣以任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