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在改革過程中可以用四個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是建立股份制銀行，或者將一些城市的信用合作社改造成為城市商業銀行。比如台州幾個由信用合作社改制成的小商業銀行，他們做中小企業貸款做得就比較好。
第二，可以在某些地區建立私人銀行，一些經濟學家已經在呼籲，但管理當局對此一直有顧慮。小銀行應對風險能力差，一旦出現擠兌就沒法應付。雖然經濟學家也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一些相應解決方案，但管理當局對這方面（的限制）一直沒有放鬆。
第三，像孟加拉國那樣建立小額貸款公司，中國20年來在民間已經有很多發展，比如說經濟學家茅於軾和湯敏這十多年來就一直在農村發展小額貸款，做得很不錯。
但現在這方面的法律框架還很不清晰，我國有一個罪名叫“非法融資”，但非法融資的界限卻不清楚，要呼籲立法機關盡快制定法律，劃清界限。
第四，就是為風險資本（VC）和私人資本（PE）準備條件。中國VC和PE行業的大體框架已經建立，但現在仍然運行得不是很正常。由於監管存在一些問題，相當一部分PE和VC走向短期化，不是進行長期投資而是希望幾個月就能通過上市撤出投資賺到錢。
《21世紀》：為什麼去年中國銀行業信貸寬鬆的情況下，中小企業仍在抱怨貸款難？什麼樣的制度安排才能讓銀行願意為這些企業提供貸款？
吳敬璉：去年銀行根據管理當局的要求發放海量貸款，規模在9.6萬億到12萬億之間，貸款增加了39%。但是對中小企業卻發生了擠出效應。
因為這些海量貸款是按照管理當局的要求發放的，商業銀行出於自己的安全考慮，選擇向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國有企業發放貸款。這是個理性的考慮，因為這個貸款數量太大了，今後在經濟走向下行段的時候，就會出現壞賬。
商業銀行的各級人員考慮到將來出現壞賬會追究他們的責任，就優先向那些有國家項目的國企發放貸款。如果出現壞賬，就可以推卸責任說我是貸給國家項目的。所以去年雖然有大量貸款的發放，但中小企業仍然融資難。
要解決這個問題，大概只能從兩個方面進行。一個是宏觀經濟政策要穩一點。不要大量的注入貸款。另外還是要強調銀行的獨立、自主決策，而不能由管理機關要求他們發放貸款。
好的制度不能靠政策
《21世紀》：你一直說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關鍵是體制改革，那體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什麼？在短期內這種阻力會不會有削減？
吳敬璉：體制改革進展緩慢的原因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阻力不行，一方面是動力不行。從阻力來說，最主要的阻力就是所謂特殊利益集團，就是在現有體制下獲得利益的人不願意改革。就經濟利益來說，現存體制中政府配置資源權力過大，政府干預經濟過大，這就是雙軌制，在雙軌制的體制下尋租的機會就非常多。
另外一方面是動力，從政府方面來說，它需要有政治上的遠見，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要克服阻力，要犧牲我們關聯隊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從我們公民來說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考慮長遠問題考慮得比較少，雖然我們中產階級的人數在增加，但是坦白說，我們中等收入階層對於自己的根本利益認識不足，就是自覺性不足，覺得我有好房子、好車子就足夠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公民意識不高，光是考慮到是一個家庭的成員，而沒有考慮到我是一個公民，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我要去推動改革、我要去監督政府。
《21世紀》：你提到，中國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要進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但至今進展緩慢，問題出在哪裡？
吳敬璉：總的來說兩個方面：一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體制性障礙，症結就是政府的資本權力太大了。利用權力支配資源，能夠使GDP最快增長。如果不改變體制，要改變這兩條是根本不可能。
另外，從積極方面說，我們創新、創業的環境不太好。現在技術進步非常快，如果你不能把一種技術迅速產業化，幾個月或者一年兩年之後，這種技術就變得人人皆知。因為新技術有很大外部性，不管有多少專利保護，其實擋不住別人獲得這種技術。所以我們雖然有很好的技術和發明，因為不能夠產業化，過一段時間就死在搖籃里，非常可惜。
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消除那些體制性障礙，要建立一個能夠鼓勵創新、鼓勵創業的搖籃。所謂創新、創業的搖籃，我們說就是要改革，這個改革其實最核心的一條還是市場化，因為創新主體是企業，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給企業創造一個環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