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富士康的悲劇只是中國現階段依靠外資、廉價勞動力和加工貿易出口這一經濟模式的悲劇縮影。雖然這一經濟模式有其合理性，也是中國通過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融入全球化的終南捷徑，但這種經濟模式帶來的後果，就是對勞動力權利和保障的漠視，把勞動力物化為機器和企業追求效率的工具。在標準化和專業分工的作用下，勞動力只是從事重復勞動的“經濟人”，而不是具有七情六欲的“社會人”。這種發軔於上世紀初的古典管理理念，還在21世紀的中國大地上野蠻生長，不能不說是一種人間悲劇。
其實，企業對於員工的關愛，並不僅僅體現在工資和福利上，更多的是如何把員工還原為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在嚴格監督和懲罰體制下的工具，只要管理者拋棄古典管理理論中彌漫的精英主義的“柏拉圖情結”，做到這一點並不難。管理者應該向劉備學習，即使是略顯虛偽的收買人心，也會讓員工有相對的安全感和歸屬感，而這同樣會滿足富士康這類企業所追求的速度或效率，只有讓員工滿意才會讓客戶滿意，否則難免會陷入和豐田一樣的困境。
目前來看，如果政府不拋棄以加工貿易出口為主導的經濟模式，如果企業家沒有一定的自覺，富士康悲劇就不僅僅屬於富士康。富士康還是《財富》500強中排名109位的所謂明星企業，可以想象其他的草根企業對勞動力的壓榨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遺憾的是，經濟模式的轉變和企業家的自覺是逐步演化和進化的，這也意味著要避免類似悲劇的重演需要另辟蹊徑，“高大全”式的道德訴求並不會讓自殺者懸崖勒馬。
一般來說，65歲以上的老年人群體才是自殺的高發人群，他們身體每況癒下，孤獨和無助，容易讓其產生“活夠了”的念頭。但是，中國的自殺群體有年輕化的趨勢，富士康悲劇的主人公年齡都在18-24歲之間，他們中既包括學歷較低的普通打工者，也包括學歷較高的大學生，這說明雖然教育水平的差異可能並非導致自殺悲劇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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