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以確認勞工身份的日本外務省檔案曾失蹤多年。戰後不久，日本外交部就《以預想中方調查團近期來日，準備向中方調查團進行說明為目的》，指示全國各地的工地提交報告，詳細記載每一位強擄勞工的姓名、年齡、住址、乘船港及乘船日期等各類信息。以此為根據，日本外交部做成了《華人勞工從事勞動情況調查報告》，但並未在聯合國調查時將其公開。1993年5月，日本國家電視台(NHK)公開了這些報告書。
日本最高法院的判決，因其以各種理由駁回索賠請求，很難被中國勞工所接受。但私下裡，一位不願具名的人士說，“日本的法官在前期做出了幾個難得的勝訴判決，後期雖然關住了訴訟的大門，但同時確認了勞工受到的傷害，並指出：日本企業在戰後因勞工問題接受了政府的額外補助，現在有義務解決此事。”
遺憾的是，和解的大門始終難以推開。
難以預測的未來
5月6日，被擄勞工劉連仁的兒子劉煥新也來到了會場。
“野人”劉連仁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戶曉。逃到日本深山的劉連仁，一直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直到1958年被人意外發現時才回歸人類社會。為父親討公道的漫長訴訟過程中，劉煥新曾3次會見過支持勞工的時為在野黨議員的鳩山由紀夫。2009年9月，鳩山組閣後，他曾通過媒體向對方詢問當年承諾能否算數，迄今尚無回應。
與勞工們的滿心期待不同，鄧建國有時很悲觀。他說，在日本確實見到了一些議員，但在目前的日本社會，這是少數。沒見的，幾乎都是反對的。
鄧建國說：“目前來看，信濃川和解也有遺憾，也有不完善，但對方畢竟是第一個站出來的日本血債企業。只要認罪、謝罪，反省戰爭的罪惡，並予以適當賠償，中國勞工可以選擇寬恕。”
康健律師及其身後的7名信濃川勞工也願意選擇和解，但是要在“深刻反省戰爭的罪惡，誠懇謝罪”的前提下。作為支持，香港惠明慈善基金會向他們捐贈了35萬元人民幣。人均5萬元左右，與賠償金額相仿。
李良傑認識一個日本人。此人在二戰後回到日本，四處奔走，宣傳戰爭的罪惡。他告訴李良傑，如果再發生戰爭，他將第一個躺在戰車前，讓他們軋過去。2006年，日本國內的原子彈轟炸受害者起訴了日本政府，認為是日本政府的戰爭政策，導致了這一災難。
這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大山。無數像螞蟻一樣“苦勞”的人，正在一步步地搬走仇恨的岩石。
5月8日，張造領在北京參加了信濃川和平基金的啟動儀式。西松公司到賬的1.28億日元(約合人民幣900多萬元)，平均每人約5萬元(還需扣除調查費用、祭奠、追悼及管理運營費用)，將在近期內發放。
去年12月，張造領的父親張小更突然檢出了賁門癌。擔心子女錢不夠，老人始終拒絕看病。在子女的反覆勸說下，老人才住進了醫院，但不久後去世。
編號172的張小更過世後，最新統計資料顯示，日本外務省檔案中記載的、目前能夠找到的信濃川被擄勞工，僅三位健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