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奔忙在世界各地，只能在繁忙的演出活動中擠時間學習語言。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和條件下，鄧麗君仍然掌握了多種外語和中國的方言。她演唱的歌曲和出版的專輯，涉及日語、英語、印尼語以及中國的粵語、閩南語、山東話、上海話等。不僅如此，她還大量演唱各地民歌、地方戲曲、音樂劇等。
曾經有一位日本的樂評家評價說：“鄧麗君去世後，一直很難找到像她這樣的亞洲巨星。因為鄧麗君為了打入市場，花了很多時間學習粵語、日語、英語，以獲得當地觀眾的認同，但現在已經不再有這樣努力的歌手了。”
也許是自身經歷的曲折和坎坷，鄧麗君的演唱，最觸動人們的還是歌聲中流露出的些許傷感，它直達人們的內心深處。著名音樂人黃霑曾經評價說：“鄧麗君的歌可以慰藉人的心靈，有時在海外，工作疲倦的時候，非常渴望聽到鄧麗君的歌聲，她的歌聲有一種能夠撫平我們情緒的東西，一種難以形容的中國味……”
搖滾也向她致敬
風靡全球的不僅僅是鄧麗君的歌聲，隨之而來的還有與她相關的一切話題與想象。
李皖曾回憶自己一開始聽鄧麗君歌曲時的感受：“初‘遇’鄧麗君，完全是一種恐怖的感覺。當時台灣是敵區，台灣的廣播電台是敵台，偷聽敵台是犯罪行為。即便調台時偶然碰上，也有一種強烈的犯罪感，那聲音在感覺中一下子變得巨大無比，如同炸雷……”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獲取鄧麗君歌曲的渠道還極其匱乏。很多時候，人們只是在街角巷尾，凑巧聽到幾句鄧麗君的歌聲。這樂聲來自那些“不務正業”的年輕人——他們穿著喇叭褲，踩著鋥亮的皮鞋，摩托車上載著“三洋”雙卡錄音機。鄧麗君的歌聲從錄音機裡飄出，偶爾能聽清幾句唱詞的路人，無不臉紅心跳，覺得“不好意思”。
然而，就是這樣讓人感到“羞於啟齒”的歌曲，卻啟蒙了大陸的流行音樂，更在公眾中激發出複雜的反響。“那是一種震撼與反感的交雜，當時大多數人都不能接受鄧麗君，覺得有些‘流氓’，而接受、傳唱這種音樂的人，則被認為是流氓阿飛。”李皖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雖然極受爭議，但恰恰是鄧麗君的歌曲，讓剛走出“文革”的公眾，慢慢找回了多年來被忽視的情感。人們開始意識到，除去“國家公民”的屬性之外，人們還可以是丈夫、妻子、兒女、情人等各種各樣的角色。人們原本的情感、個性、多樣性等一系列被淡忘的元素，也在鄧麗君的歌聲中開始蘇醒。
純樸、親切、活力、向上而又不失時尚與高貴的風格，令鄧麗君在公眾眼中的形象趨於完美。甜美的歌聲與完美的公眾形象，使鄧麗君成為很多大陸青年的偶像。在很多年輕人的筆記本裡、床頭上、錢夾裡，開始出現鄧麗君的照片，她的磁帶甚至因一次次被翻錄，而音色模糊。時隔多年，仍有很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坦陳，留在他們心中的鄧麗君，已經不再是一個歌手，那段時光也不僅是一段有歌聲伴隨的歲月那麼簡單；對他們而言，“鄧麗君”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情結，有的人甚至以鄧麗君為擇偶的標準，或以她的名字為女兒命名。
20世紀80年代後期，鄧麗君的磁帶被正式引入大陸。從這個時候開始，人們才真正從音樂角度出發，重新打量鄧麗君。大陸音樂界一直有一種觀點，那就是中國的流行音樂是徹頭徹尾的舶來品，然而鄧麗君的音樂卻是一個反證。在流行的形式之下，鄧麗君傳承了太多中國傳統、古典的元素。她無法複原古典，卻將這其中的種種精髓巧妙演繹出來。幾十年過去了，中國流行音樂從無到有，又從有到優。在此過程中，鄧麗君始終自成一派，難以逾越。不過，她那種特有的“柔美力量”開始得到傳承。可以說，李穀一的《鄉戀》、蘇小明的《軍港之夜》，都來自這種風格。不同風格、不同時代的音樂人，都能從鄧麗君的歌曲中找到共鳴，甚至連唐朝、黑豹、鄭鈞等一批內地搖滾樂隊和藝人，都曾坦承鄧麗君對他們的影響。鄧麗君去世時，內地音樂人曾以一張專輯《告別的搖滾》向她致敬。在這張專輯中，當時大陸幾乎所有最當紅的搖滾明星，都重新翻唱了她的歌曲，以此向這位啟蒙者致敬。
（文章來源: 環球人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