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9日電／“近些年來，我們實際上已經陷入‘維穩的怪圈’：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維穩，但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數量非但沒減，反而不斷增加，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
中國青年報報道，近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舉行了首屆“清華社會發展論壇”，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在會上發佈了《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報告，提出了“新的穩定思路”。報告初稿撰寫者為晉軍、應星、畢向陽，統稿者為孫立平、郭於華、沈原。
“越維穩越不穩”的怪圈從何而來？
“之所以出現這種悖論，除了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後現實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增加的客觀原因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現有維穩思路和模式的缺陷。”課題組專家說。
報告顯示，近年來，隨著“維穩基金”在各級政府中的普遍設立，“花錢買平安”的“權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來，就是所謂“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只憑負責官員的個人判斷，其所體現出的政府行為明顯缺乏原則性和規範性，“往往忽視、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
報告指出，這一惡性循環也表現在，“民眾被提供了一種誤導性的預期：如果你想讓你的問題得到解決，就得製造點‘威脅穩定的事端’；如果你連‘穩定’都不會威脅，你的問題就別想得到解決。”一些群體或個人只能採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來表達和發泄不滿，也就是俗稱的“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導致社會矛盾越加激烈。
一些權益受侵犯者一旦進入維權過程，就等於踏上一條“不歸路”，他們又成為地方政府眼中“不穩定”現象的“職業製造者”。
報告分析，目前我國的維穩工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可稱為“運動式治理”模式。
“面對表現形式比較激烈的社會衝突時，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輕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線。這不僅無助於矛盾化解，有時反而引火上身，造成警民對立、幹群對立，使政府處於敏感而脆弱的位置。”
而現有維穩模式又需要大量人力、財力投入。報告指出，由於“零指標”和“一票否決”的巨大壓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擴大編製增設“維穩辦”、“綜治辦”等機構，只要進入“敏感時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規模動員，各個部門齊上陣“力保轄區平安”。
報告表明，甚至在一些地方，維穩已經對政府日常工作造成衝擊。“一切都要給維穩讓路”，是不少地方出現過的行政實況。
據今年兩會上的國務院報告，2009年我國公共安全方面的財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過國防開支增幅，總金額亦逼近後者，將高達5140億元人民幣。
課題組專家認為，“如果不改變現有的維穩工作方式，維穩成本無疑將會成為各級地方政府和社會的一個日益沉重的負擔。”
報告指出，目前這種維穩行為方式，“不僅嚴重增加成本，而且會破壞全社會的是非觀、公正觀等價值理念，在道德正義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進社會公平，反而加速了社會基礎秩序和社會價值體系的失範”。
課題組認為，長遠來看更為不利的是，為完善市場經濟和構建和諧社會所必須進行的一些重要改革，往往由於擔心造成不穩定而被束之高閣。
“有的政策和措施雖然短期內可能帶來一定利益衝突，造成一定社會波動，但從長遠看，有利於理順社會中的利益關係，它們往往被擱置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因此錯失時機，導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遲遲得不到有效調整，既得利益集團不斷坐大，社會甚至失去了對其應有的制約。”課題組專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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