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法官“思維互補” 揭開刑事審判神秘面紗
作為開封市中級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審判的副院長，邱愛玲最頭疼的就是一些人的無理纏訪、鬧訪。
“刑事審判的結果，直接關係到被告人、被害人合法權益的維護。判重了，不能保護被告人的權益，被告人及其親屬信訪告狀；判輕了，被害人不滿意，也要信訪告狀。判決結果雖然是公正的，但有些被告人、被害人並不理解。”邱愛玲說。
讓邱愛玲頗為興奮的是，“人民陪審團”參與審理的33件疑難複雜或社會影響大、群眾關注度高的刑事案件宣判後，無一起引發信訪事件，無一起被檢察機關抗訴。
被告人賈某在盜竊一輛價值4000余元的摩托車時，為抗拒抓捕當場使用暴力，檢察機關以其涉嫌搶劫罪提起公訴，但賈某堅持認為自己僅是盜竊未遂，不認可是搶劫犯罪。
開封縣人民法院選擇到案發地巡迴開庭，同時邀請了在當地有名望、有代表性的7名“人民陪審團”成員參與庭審。“人民陪審團”在發表評議意見時，一致認為被告人搶劫罪名成立，且係累犯，理應從重處罰，建議在5至6年的幅度內量刑。
合議庭採納了“人民陪審團”的意見，以搶劫罪判處賈某有期徒刑5年，並處罰金5000元。宣判後，賈某當庭表示服判息訴，不提起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抗訴。
“試行‘人民陪審團’制度，拓寬了民意溝通表達渠道，讓人民群眾判是非、斷曲直，揭開了刑事審判的神秘面紗，促進了司法民主化、大眾化，也讓社會公眾了解了法院工作，了解了刑事審判，提高了人民群眾對刑事判決的認同度。”邱愛玲感慨地說。
一直建議推行“人民陪審團”制度的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長潘家玲也認為，“‘人民陪審團’成員來自基層，熟悉社會，了解社情民意，更注重從實質正義的角度對案件進行評斷，將社會公眾的良心和善惡標準、是非觀念融于其中，特別是在法律賦予法官比較大的自由裁量權時，他們的社會閱歷以及由此形成的大眾化思維，能夠幫助法官了解社會公眾的認識和評價，用普通群眾的視角和思維方式來觀察和分析案情，與法官形成思維互補，使案件裁判既符合法律要求，又盡可能貼近實質正義，實現天理國法人情的統一”。
試點暴露問題 各地做法各異亟需統一
“通過前一階段的試點工作，我們積累了經驗，但也暴露出不少的問題。”田立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坦言。
田立文說，對於“人民陪審團”試點工作，有的法院認識還不到位，集中表現為：改革創新意識不強，不重視、不主動、不積極，工作進展遲緩；畏難情緒嚴重，圖省事、怕麻煩，不願做溝通協調工作，行動上畏首畏尾；職權主義作祟，把刑事審判的嚴肅性錯誤地等同於法律神秘主義，怕出事、怕出格，不敢讓人民群眾走近審判。
此外，各地法院設計“人民陪審團”參加庭審的程式也不盡相同，如“人民陪審團”成員是否可以向被告人發問，合議庭成員是否參加“人民陪審團”合議案件，“人民陪審團”的意見是否當庭宣讀、是否在裁判文書中註明等，認識不一，做法各異。
但在這次現場會上，這些問題得到了初步解決。田立文告訴記者，與會人員已對建立“人民陪審團”參審程式達成了共識。
據田立文介紹，“可以組織‘人民陪審團’參加庭審”的刑事案件包括：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涉及群體性利益的；當事人之間矛盾激化，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媒體重點關注的；當事人多次申訴或重復信訪的；檢察機關起訴時證據不充分，有可能作無罪判決的；被告人或其辯護人作無罪辯護並提供一定證據或依據的；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引發，可能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的；當事人申請“人民陪審團”參加庭審以及其他適宜“人民陪審團”參加的。
對需要“人民陪審團”參審的案件，經庭長批准，合議庭徵詢案件公訴機關意見後，從“人民陪審團”成員庫中隨機選取20人，由合議庭從中確定至少7人，並向他們通報案情。合議庭至遲于開庭3日前向公訴機關、訴訟參與人告知“人民陪審團”組成情況。如控辯雙方有正當理由認為“人民陪審團”成員與本案有利害關係，由合議庭決定是否調整或者更換人選。庭審過程中，在旁聽席設立“人民陪審團專席”，“人民陪審團”成員必須旁聽整個庭審過程。休庭後，“人民陪審團”由審判長隨機指定團長主持，即時召開會議，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和量刑進行討論，以無記名方式進行表決，形成“人民陪審團”書面意見。合議庭也可以就特定問題請“人民陪審團”進行裁斷。
根據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指導性意見，合議庭進行合議時，對“人民陪審團”書面意見應當慎重考慮。“人民陪審團”意見不一致，沒有形成四分之三以上成員的多數意見，合議庭對各種意見的事實和法律依據應當全面考慮，認為合理的予以採納。對“人民陪審團”四分之三以上成員形成的多數意見或全體成員的一致意見，只要不違背法律規定或在法律允許的幅度內的，合議庭一般應當採納。合議庭意見與“人民陪審團”多數以上意見就案件主要事實的認定明顯相反的，合議庭應當提交審判委員會研究，彙報時應如實宣讀人民陪審團意見。審判委員會研究認為“人民陪審團”意見不應採納的，應在審理報告中寫明，並在書面通報裁判結果時說明理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