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後，劉海粟由於此段歷史“污點”，逐漸被新中國政府予以“閑置”和“邊緣化”，與徐悲鴻備受尊崇的政治和藝術地位形成鮮明的對比。1953年徐悲鴻知道劉海粟將出任“華東藝專”校長，在5月和8 月，就先後寫了兩封信給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周揚表示抗議和反對。在8月份的一封信中寫道：“周揚部長：今日先生談擬開座談會，令劉海粟檢討，我回來思量，以為不必要。原因是：這可能成為像劉海粟在上海時自吹自捧的‘檢討會’，不解決問題，我以為應叫他坦白下列各點：(1)上海淪陷時間與日本人有哪些勾結？參加過哪些媚敵活動？擔任過何種職務？……以上各點，須在一星期內交出材料與文化部。如果他能忠誠老實交代，我同意寬大處理。如果他隱瞞或辯護。足證問題嚴重，文化部應嚴加追究查辦。我想先生當能同意。我當繼續收集有關材料，在他坦白期間暫不發表。”如果不是徐悲鴻突然病逝的話，那劉海粟此生則幾無在政治上“鹹魚翻身”的可能。
劉海粟在生前多次的“口述歷史”和“回憶”中，還有許多有關人物和歷史事件的“信口開河”或者隨意虛構。比如他究竟是不是康有為的弟子？他究竟有沒有營救過陳獨秀？江青(藍蘋)有沒有曾做過他的“模特兒”？潘玉良究竟是不是劉海粟“上海美專”的學生？傅雷為什麼會與劉海粟“交惡”和“絕交”？蔡元培和周恩來究竟有沒有幫他調解與徐悲鴻之間的“恩怨”？等等。許多事件真相或在時間上，均無法自圓其說，甚至漏洞百出，匪夷所思。謊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是因為相信它就可能有利可圖。更有些他的學生、崇拜者、作家和學者，出於各自不同的目的或利益，偏聽偏信，並為之粉飾傳揚，幾成“信史”。
歷史的真相永遠只有一個，雖然有時真相會被人為地進行掩飾和篡改，但是任何人只要曾經在歷史的長河裡跋涉過，就必會留下難以泯滅的痕跡。任何對之掩飾、誇大或篡改的企圖，雖能得逞於一時，但妄想以此改變歷史的真相卻是徒勞的，反而還會留下被後人嗤笑的話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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