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月2日電／台灣亞太和平基金會董事長、淡江大學陸研究所教授趙春山今天在台灣蘋果日報撰文說，美國學者季禮（Bruce Gilley）在最近一期的《外交事務》期刊指出，馬政府上台後對大陸採取的和解政策，已使台灣一步步走向“芬蘭化”的道路。因此季禮認為，美國必須進行戰略和外交調整，包括在與台灣擴大官方接觸前，應與北京進行磋商，在與盟邦重建一個新的作戰計劃時，把台灣排除在外，及徹底檢討美國的對台軍售政策等。
文章說，“芬蘭化”一詞源自於1948年蘇聯與芬蘭締結《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時，雙方所建構的一個特殊關係。該約規定當德國及其盟友攻擊芬蘭或假道芬蘭攻擊蘇聯時，蘇芬有相互援助的義務；當面對武力攻擊威脅時，蘇聯有權要求芬蘭進行軍事磋商；芬蘭不得組織或參加任何對付蘇聯的軍事同盟，芬蘭的行動必須以發展雙方經濟與合作的友好精神為依據。該約締結時，芬蘭總統帕西基維意識到蘇聯可能藉此控制芬蘭，但認為締約之舉值得一試。
毫無疑問，蘇聯已因蘇芬條約的簽定而獲取鉅大軍事與經濟利益，而西方學界在使用“芬蘭化”一詞時，代表的是：一個國家對內雖具完全權威，但對外決策權力卻相當有限。另有學者將“芬蘭化”視為：“從西方民主制度到共產主義制度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
盼整合非衝突手段
季禮認為，台灣和1940年代末期的芬蘭，有許多類似的特點：例如，台灣幅員雖小但對內“享有主權”；同時，台灣在地理上接近一個強權，並和這個強鄰分享共同的文化和歷史聯繫；除此之外，台灣強力的“獨立感”，也被一種需要與強權重大利益配合的“務實感”所抵銷；更重要的是，台灣的政治領袖和人民，目前都希望透過整合，而非衝突的手段來尋求安全。
趙春山文章指，台灣和芬蘭的處境如季禮所言，或有若干相似之處；但兩岸關係的複雜性，絕對超過當時的蘇芬關係。台灣目前採取的大陸政策，也和芬蘭當時的對蘇政策有明顯的不同。首先蘇芬邊界長達1269公里，芬蘭面對蘇聯的直接威脅，缺乏戰略縱深，在維護自身的安全方面，沒有多大的選擇空間；兩岸則隔台海遙遙相望，台灣有海峽作為屏障，有防守的能力；其次，芬蘭當時與台灣面臨的地區權力結構不同，芬蘭倒向蘇聯時，美國與北約盟國不表異議；而從冷戰時代開始，美國即把台海安全視為其亞太利益的重要部分，美日安保體制甚至把台海安全視為“周邊有事”的範圍。
在1995年台海危機爆發，尤其是扁政府採取“兩面作戰”的大陸與外交政策後，美國為了避免捲入麻煩，曾對台提出警告，要求民進黨政府應對其急進政策的代價“概括承受”。因此季禮的說法並不意外，它反映出美國面對一個崛起的中國，必須盡速調整它的中國政策。
文章最後說，在亞洲地區，並非只有台灣採取對大陸的和解政策，美國的其他盟國，包括日本和韓國在內，都致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因此，相信季禮有關台灣走向“芬蘭化”的說法只是一家之言，是否成為美國的主流意見有待觀察。在此之前，台灣內部實在無須妄加論斷，隨意比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