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與監管
第一、是金融全球化對監管提出的挑戰。這次全球金融危機顯示，與十年前相比，各國在經濟和金融相互依賴程度大大提高，國際資本的跨境流動大幅增加，金融產品日益精細，金融交易的速度也隨信息技術的發展變得更快。可以說，金融業的作用已經遠遠超出僅僅是一個行業的定位，而是對整體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國際間一些監管，還是偏重“多透明、少監管”的原則。一九九七年之後，亞洲各主要經濟體都是在自己的國家和亞洲國家之間的金融監管層面下功夫。
這些功夫也沒有白費。事實證明，亞洲地區的金融體系並沒有像歐美那樣出現崩潰，經濟的反彈也遠快於歐美地區。目前，大家都已經意識到，我們缺乏有效的全球性的金融監管制度。自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美國家不斷推出改進監管的措施和法案，希望增加對全球資本流動和大型金融機構的監管。
開放與風險
第二個啟示，是要平衡開放與風險。今年十月，在美國聯邦儲備局召開的關於“亞洲與全球金融危機”的會議上，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提出：這次金融危機顯示，金融和貿易越開放的經濟體系，受到的打擊越大。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前提下，開放總是有風險的。金融危機迅猛地傳到貿易領域，引起貿易額的大幅縮減；二○○八年第四季度，當英、美等國的經濟增長是負6%時，亞洲不少經濟體的增長是負兩位數，由負12%到負20%。這現象是引人深思的。伯南克談到這個觀點時，特別舉了香港和新加坡兩個在貿易和金融上極為開放的經濟體做例子，當然也提到了中國和印度。
伯南克的觀察，印證了亞洲在全球化過程中面對的現實，這就是：開放帶來增長，一個經濟體越開放，增長的速度就越快。亞洲“四小龍”是這樣，亞洲“四小虎”也是這樣，一九八○年代後的中國經濟增長，也與開放緊密相關。然而，這次的全球金融危機卻讓我們感受到，開放與風險是一個銀幣的兩面。當然，我們不會從此閉關自守，但是必須學習主動平衡開放與風險。
這種平衡，對於像內地這樣依靠產品出口的經濟體，是要減少過度依賴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增加依靠內需。對於香港這個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平衡就意味，一方面要不斷擴展和深化自身的經濟實力，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我們的服務水平、人才素質，以趕上經濟全球化，以及知識經濟的發展。
同時，我們也要改變在開放中過度依賴市場調節的做法。市場並不是完全理性的，其調節和定價功能並非永遠靈驗。政府必須處理市場失效或市場不能解決的各種問題，例如：貧窮、氣候變化、能源短缺等等。自由市場不是萬能的，政府干預也不一定是萬惡的。
金融的返璞歸真
第三個啟示，就是金融業需要返璞歸真。貪婪和賺快錢曾經是金融業發展的動力和風氣。我們必須遏制這種唯利是圖、見錢眼開的文化。我想這次金融危機帶給我們的其中一個重要啟示，就是無論全球化經濟怎麼多采多姿，我們都不能背離生活中的基本原則、價值觀，不能背離專業操守。我們知道，金融市場的四大主要功能是：分配資源、確定價格、管理風險和公司治理。近十幾年來，金融業的發展逐漸偏離它的核心功能。以資產證券化、信貸違約掉期合約（CDS）、抵押債務證券（CDO）為典型的金融產品，提高了資金的流動性，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融資的配置效率。但是在金融創新的過程中，中介者往往是自行製造風險然後再轉移，而不是單單將風險轉移分散，因此令金融體系更為脆弱。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金融是為了服務實體經濟而衍生的。除非有強大的實體經濟支撐，不然就沒有穩定的金融體制。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全球金融業的規模是全球GDP規模的16到17倍。甚麼樣的實體經濟需要高達十幾倍的虛擬經濟為它服務呢？顯然，金融業已經脫離了實體經濟的需要，過度膨脹了。而且，如果金融發展背離了實質經濟發展需要，反而可能會造成經濟動盪的根源。
金融業不僅在功能上，而且在它的基本價值觀、專業操守上，也需要返璞歸真。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們每每為華爾街爆出的內幕交易、操控市場等醜聞感到氣憤，感到沮喪。畢竟金融市場的本質是服務和誠信，如果金融機構總是把自己的盈利凌駕於客戶和社會整體利益之上，這樣的行業能夠維持多久呢？因此，目前的金融改革，實質上是一種回歸，回歸到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需要，回歸到簡單和透明的市場，回歸到誠信、公正、負責任的專業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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