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無論是司馬遷筆下的“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縣，下富霸一鄉一里”，還是董仲舒口說的“邑有人君之尊，裡有公侯之富”，于當今社會，幾乎是隨處可見。
西漢前期的最高統治者，面對豪強取重於鄉里、威傾于州縣，超越法度，犯姦作科，傷風敗俗，侵害吏治的嚴酷現實，不得不痛下決心對豪強嚴加懲治，甚至不惜任用酷吏來繩治豪強。例如，漢景帝時，濟南瞷氏宗族三百餘家，率皆豪猾，當地守臣莫能禁制，漢景帝於是就命郅都出守濟南，郅都到任後，立即誅殺了瞷氏宗族中的首惡分子，其餘皆股栗而不敢繼續為惡。後來，郅都遷官為中尉，負責京城長安的司法，其執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之皆側目而視，私下稱郅都為“蒼鷹”。當時，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者，在郅都之後，漢景帝復命寧成為中尉，其執法效倣郅都，致使宗室豪強人皆惴恐。
到漢武帝時，隨著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兼併之風愈演愈烈，豪強之勢如日中天，漢武帝遂啟用大批酷吏去摧折豪強。史書有傳者，如周陽由、趙禹、義縱、王溫舒、尹齊、楊仆、鹹宣、田光明等，就是這批酷吏的典型代表。這些人所到之處，必夷其豪，族滅豪猾之屬，連坐姦豪之家，在某些郡縣確實收到了“道不拾遺、無犬吠之盜”的效果。史書評價這些人說：“雖酷，稱其為矣。”就是說，這些人執法雖然酷烈，但就其所處職位而言，還是稱職的。
由於兼併之風無處不及，豪強之家無所不在，所以，單靠一些酷吏，勢必不能徹底剪除豪強勢力。這是因為，兼併風起、豪強勢興，其根本原因即在於封建制度本身，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特權，正是其產生的根源。根本既存，枝葉必茂。任用酷吏抑制豪強，實際上是漢朝最高統治集團用自己的刀，割除自身的腐肉，最終只能是適可而止。因此，在漢武帝以後，豪強肆行不法的記錄，仍然是史不絕書。例如，漢武帝死後，大將軍霍光秉政，在平陽的霍氏家族，其奴客持刀入市而吏不敢禁，其家奴至市買肉竟砍傷屠戶，霍光之子霍禹則膽敢在家中違法私自釀酒。但是，無論如何，西漢任用酷吏懲治豪強，在某些時候確實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這對於將豪強勢力抑制在社會可容忍的限度之內，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從東漢末年開始，直到三國、魏、晉、南北朝，封建豪族一直是左右國家政局、決定各個短命王朝命運的主要政治勢力。其間，中原逐鹿、裂土稱王者和持操權柄改朝換代者，無一不是出身於豪強之家。社會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以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都打上了門閥政治的深刻烙印，以致世風競以門閥世族相誇尚。透視這四百餘年的歷史，實際就是封建豪強的發展史。在此期間，封建豪強勢力獲得了除春秋戰國時期之外的又一次輝煌。在那種門閥政治統治一切的歷史條件下，抑制豪強是不可能成為最高統治者想要認真對待的政治課題的。所以，在記載這段歷史的典籍中，關於抑制豪強的記述是不多見的。既然對於豪強不加抑制，而百姓自然就只能是飽受欺淩。因此，自東漢末年至南北朝，這四百餘年的時間，對於勞苦大眾來說，可以稱得上是最黑暗的歷史時期。
降及隋、唐，上承前代門閥政治的遺風，官修氏族之典，家藏譜錄之書，取士選官尤重家世，家之婚姻更講閥閱，目的是要“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甚至還用法律規定來確保“主”對“奴、仆”和“部曲”的壓迫權。在這種社會條件下，不獨舊族會繼續恃勢作威，而且新貴也往往肆行不法。所以，“權倖之暴，亡人之家，赤人之族，為害甚于虎狼”，在唐朝初年，就已成為一種嚴重的社會禍患。
但是，在唐朝重新實現了全國統一的政治格局之下，如果想要保證長治久安，就必須抑制豪強，否則不僅百姓遭殃，而且勢必還會危及唐王朝的統治和國家的統一。然而，出身於世家、依仗關隴豪族力量奪得天下的唐朝最高統治者，是不可能自覺地悟出這個道理的。
例如，貞觀七年（633年），唐太宗的第三子蜀王李恪有個姓楊的妃子，此妃子的父親楊譽，自恃是皇親國戚，在京城濫施淫威，爭奪官婢，觸犯國法。當時，擔任刑部都官郎中的薛仁方，依法將楊譽拘留並進行審訊。按司法許可權，刑部的都官司完全可以審理爭奪奴婢之類的案件。但是，當楊譽的身為“千牛”（即唐太宗的侍衛官）的兒子在殿廷之上陳訴說：五品以上的官，如不是犯謀反叛逆之罪，就不得拘留。並反誣薛仁方，是以楊譽為“國戚之故，橫生枝節”。唐太宗一聽，即刻勃然大怒，他恨恨地說：“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當即下令：“杖薛仁方一百，解所任官。”可以說，這是唐太宗作為唐朝新貴總首領的一種本能的反應。
當時，魏徵挺身而出，為薛仁方進行辯護。他上奏說：“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並怒斥那些“舊號難治”的世家貴戚，簡直是一夥危害社稷的“城狐社鼠”。若不嚴加防範，無異“自毀堤防”。同時，他舉述漢、晉以來，不能禁禦世家豪強的歷史，痛陳唐高祖武德中（618年——626年），世家貴戚“率多驕縱”的現實，諫言唐太宗不要姑息養姦。否則，“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而且，魏徵還順著唐太宗好大喜功的心思，乘勢給唐太宗戴上了一頂高帽子：“自古能禁斷此事者，惟陛下一人也。”由於魏徵能如此巧妙地曉之以利害得失，唐太宗終於接受了魏徵的建議。他對魏徵說：“誠如公言，向者不思。”承認自己原來並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而取消了對薛仁方撤職的命令。
四年之後，即貞觀十一年，頒行《唐律》時，唐太宗又將魏徵建議的“按舉不法，震肅權豪”，上升為國家的意志，制定了一些約束豪強恣意橫行的刑律。其中如：“因官人之威，挾持形勢，及鄉閭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財物者，累倍所乞之財，坐贓論減一等”，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正是因為有了這類的法律規定，並鼓勵嚴格執法，貞觀時期，才出現了“制馭王公、妃子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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