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1月16日電／曾任台灣“央行”副總裁的前“財政部長”許嘉棟在一場“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座談會上指出，台灣可能陷入“經濟民粹”泥淖中；他並以兩岸近十多年的發展比較，認為“台灣在經濟民粹下，走倒退路”。這番話確實點出若干問題；如果，台灣的經濟政策，不能由“經濟民粹”重返經濟專業，台灣經濟則可能在偏離專業的混亂中日益沉淪。
許嘉棟舉的例子，包括雙卡利率上限、油電價格管制、賦稅改革、肥貓議題等，都有經濟議題民粹化的傾向。這些議題，有發生在前朝政府任內，但也有屬現任政府任內，顯然，經濟民粹化不是某一黨派的“專利”，而是藍綠政府都有此傾向。而此現象，更顯示台灣社會已逐漸成為經濟民粹的溫床，經濟專業更受壓抑。
以此四大議題而言，油電價格管制的“不公不義”非常明顯，使用油電多者為企業與富人，油電價格凍漲形同以國庫補貼企業與富人，且更難落實節能目標。民進黨政府的油電凍漲，短短一年多概估讓“國庫”損失上千億元。雙卡利率上限，則是以銀行放高利貸為訴求，強要以法令訂定利率上限，既無視於銀行已是完全競爭市場，又違背以不同利率區隔貸款者還款能力與信用的授信原則，更違逆了利率自由化趨勢。賦稅改革，則在討好大眾的心態下，只見減稅不見加稅，讓政府稅收短徵數創新高。至於肥貓議題，則更是亂打一氣，甚至干涉到民間企業的給薪權利。
中國時報社論指出，事實上，有“民粹”傾向之經濟政策還不止於此。為了討好各地方及不同族群的民眾，不顧專業的經濟效益評估，在各地廣蓋的“博物館”、客家文物館、甚至“國際機場”，最後都淪為蚊子館，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在經濟民粹下，導致的錯誤？
再放大來看，甚至對兩岸經貿與投資方面的管制限制，也帶有民粹性質。經濟專業上評估，即使從過去十多年兩岸產業的發展觀察，已明確看出限制島內企業赴大陸投資，其結果是讓企業逐步流失競爭力，但政府官員因為擔心本土基本教義派的批評與壓力，仍只願意採最“安全”的做法─即到實在擋不住、對岸相關產業與技術層次都已追上後，才可能開放。結果就是置台灣企業於險地，企業永遠無法搶得先機、永遠處在苦苦追趕的劣勢中。看到在大陸全力發展面板之際，“經濟部”還把台灣面板廠商“卡死”在島內，就知道這股力量的影響。
台灣經濟發展初期，政治上處次威權體制，經濟上則是專業掛帥。從尹仲容到李國鼎，甚至民主化之後的蕭萬長、江丙坤，都能在一個相對外界干擾較少的環境下，以經濟專業為依據做出決策。雖然民主化後的國民黨執政時期，面對更多壓力與干擾，但長期培養出的財經官僚團隊，仍能盡量讓經濟決策保有專業性。但到民進黨執政後，過多的政治與選舉利益考量，讓經濟專業逐步沉淪。
那麼，難道民主化後的台灣，只能眼看著經濟專業沉淪為經濟民粹嗎？未必！過去，財經決策官員只要秉持專業、提出政策，其它的壓力，就讓威權政體去頂吧。但現在的官員，在能提出經濟專業上的政策外，也要有對外界做政策說明與說服的能力，更要有承擔外界壓力的專業良知與擔當。事實上，去年“劉內閣”上台後，讓油電凍漲政策解凍的做法，就是一個相當正面的例子。
在經濟政策上，不能否認的是經濟專業與一般民眾易有距離，一個經濟政策可能會造成許多連續的影響；表面上的“得利”未必真的是得利。如油電凍漲，萬民喊萬歲，似乎每個民眾都受惠；但實質上則是讓低所得者補貼高所得者與企業，是典型的不公不義政策。再如雙卡利率訂上限，一句罵銀行“高利貸吸血鬼”，能得到多少民眾支持；但實際上以法律強制降低利率，可能讓更多“信用邊緣人”難以貸款周轉，更把這些人推向地下錢莊。
如果政府附和這些說法，無法把持專業，更無能力對外界做專業的說服，最後，經濟政策就真的淪為專業消跡、民粹當道。此一趨勢，值得台灣社會各界與政府警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