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濟任上的另一大貢獻，是職業教育。
2002年1月，周濟當選武漢市市長，孰料僅僅3個月後，他就辭去市長職務，赴京擔任教育部副部長。
11個月後，他接替升任國務委員的陳至立擔任教育部長。之前，華中科技大學客座教授查建中與華中科技大學原校長周濟的合作，更多是在機械工程學方面，兩人曾經一起合著專著、發表論文、合作研究；在周濟赴京之後，兩人的合作開始轉向更為寬泛的教育層面。
在周濟任職教育部副部長之後不久，他就建議查建中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產學合作教席主持人一職(這一職位，需由學者出任)，研究中國工程教育改革戰略，特別是產學合作的辦學機制，以加強工科學生的實踐環節，提高質量。在經過複雜的申請程序之後，2005年2月，查建中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任命。
兩人對加強工程實踐的教育感興趣的原點，竟是在44年之前。1965年，兩人考入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機械製造專業。兩人的班級，被時任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確定為全校唯一的“半工半讀班”。周濟擔任班長。幾乎40年後，兩人在職業教育上的再次交匯，用周濟的話說：這是溫家寶總理交給我的任務。
任命前後，查建中與周濟有過多次關於職業教育的討論，兩人一致認為，中國的本科和專科教育過於重理論而輕實踐，人才質量業已出現問題。
查建中對於中國工程教育改革戰略的研究，是把高等職業教育和國家示範軟件工程教育作為突破口。因為中央明確規定了“求職導向、產學合作、工學結合”的辦學方針，他們最貼近產業，最需要改革理論的指導。查建中和高職教育界有廣泛深入的接觸。而無論他走到哪裡，都發現周濟的蹤影。
周濟訪問了許多職業院校，參加了許多職業教育的大會，對於職業教育改革的方向予以堅定的支持和肯定。
2005年之後，中國的職業教育開始取得長足進步。查建中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產學合作教席主持人的身份，提出並貫徹工程教育改革三大戰略：產學合作、“做中學”和國際化，推動了高等職業學院的改革熱潮。
一些職業學院的院長在成績面前產生迷茫，認為高職教育已辦到了頭，應當升級到本科院校。對於“升本”傾向，每一次周濟見到查建中談及高職教育，都會讓他轉告職業學院的院長們，堅守崗位、安心辦好職業教育就是最大的貢獻。
壓力巨大的部長
在低調的背後，周濟也有固執的一面。
一位教育部的官員回憶，在周濟上任之初，有些官員找到他，向部長提起某項改革。部長總是打斷：別和我提這事！
2003年，擴招之後的第一批大學生畢業，正是周濟就任教育部長的第一年。在那之後，大學生就業壓力一年勝似一年，到2006年，這一以往的精英群體，被教育部降格為“普通勞動者”。與此同時，擇校愈演愈烈，基礎教育學生壓力不減反增，高等教育質量下降，學術造假層出不窮，高考改革遲遲不見推動，高校債台越壘越高。民眾對教育的不滿，已經達到歷史的頂點。
2005年10月15日，周濟在2005年亞洲教育論壇北京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稱，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的總規模已經達到了2000萬人，毛入學率已經達到了19%，進入了國際公認的大眾化發展階段。我國現已建立了一個基本適應中國現代化建設需要的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教育體系，目前，全國各級各類在校學生人數達到了2.5億人，教師達到了1300萬人。
在擴招之後，是教育質量的倒退，此種“國際公認”的“成果”，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不滿。之前的2004年底，周濟還曾在國務院新聞辦表示，中國的研究生水平遠勝歐美。
“如果中國教育的成績如此突出，就說明沒有改革的必要了。”這位教育部的官員說，“但實際上，只要看看民眾的不滿就知道了，中國教育改革已經陷入了10年之久的停滯。”
這一說法，在教育家楊東平那裡，則被表述為“倒退”。在他看來，上世紀80年代的教育改革才是“真改”。
改革的邏輯和路徑，學界早已討論了無數次，“還高校以辦學自主權，改變教育行政化傾向”被反覆提起，但又被悄悄放下。這位教育部官員慨歎。
“他始終是靠勤奮在做貢獻。”周濟離任之後，這位不願具名的教育部官員說。教育體制改革千頭萬緒，牽一髮而動全身，周濟的獨善其身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應對複雜局面的無奈選擇。
6年來教育部所取得的成績，往往通過財政部大力支持的項目體現，例如“面向21世紀行動計劃”，而幾乎沒有教育體制改革的抽絲剝繭。
“總理批評了不止一次”
此前，民辦教育界持續的呼籲起到了“啟蒙”的作用。
2002年，也就是周濟就任部長之前，《民辦教育促進法》的出台一度被認為是民辦教育的春天來臨。孰料在周濟上任之後、於2004年3月18日公佈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卻打開了“名校辦民校”的閘門。
“這讓我們哭笑不得，名校辦民校，原本就是用了納稅人的錢，那麼你就不該二次收費。可你看看，一個利益集團卻要把兩頭的好處都攥在自己手裡。”廣東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信力建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一場弱肉強食的遊戲開始上演。
“假民辦”與“真民辦”爭奪生源大戰的結果，是前者的步步緊逼，後者的節節敗退。信孚教育集團的學校，在那個時期關閉了7所。而北京匯才中學董事長侯昕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民辦學校每天都在死亡。
在公權力越勒越緊的局面下，民眾期盼的“大教育家”的身影愈行愈遠。2009年教師節，國務院總理、國務院教育改革領導小組組長溫家寶罕見地到北京市第35中學初二5班連聽5堂課，發表了詳細的點評和對教育改革的看法。
“我們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見的教育家來辦學，這些人應該樹立終身辦學的志向，不是干一陣子而是幹一輩子，任何名利都引誘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獻身於教育事業。”溫家寶擲地有聲。
巧合的是，就在周濟離任教育部的當天，航天之父錢學森去世。他生前特意告訴溫家寶，中國缺少教育大家。
此時的教育部，卻依舊處在舊體制的慣性之中。在年初兩次公開徵求意見之後，《教育中長期規劃綱要》的制定，就重新回到了內部起草決策的老路上。甚至有教育部官員對主持召開多場“為教育改革獻計獻策”研討會的楊東平說：就你們才把改革當回事兒！
原本向社會承諾的綱要公開日期，也由5月一路拖向7月、8月，時至今日尚未見蹤影。
“作為教改領導小組組長，總理已經批評了不止一次。”教育部官員說。（來源：文匯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