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0月27日電／台灣前“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師大國際事務與全球戰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蔡宏明今天在旺報發表文章說，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趙春山透露，兩岸在啟動和平協議或軍事互信機制談判之前，台方必須完成兩岸順利簽署MOU和ECFA、台灣對兩岸進行政治對話已有共識，取得美日等重要國家的支持“三項準備”。對此，台聯黨主席黃昆輝日前指控馬英九所主張的兩岸和平協議，是“投降協議”。
上述發展顯示由於和平協議涉及問題的複雜性，兩岸和平協議的達成勢必得經歷一漫長的過程，而如何從兩岸互動的過程中，逐步建立有意義的對話互動，則是不可或缺的過程。
建立支持架構面對結構障礙
就和平協議所面對的結構性障礙而言，其前景與發展除了決定於兩岸領導人的政治意願之外，兩岸當前互動過程中所存在政治障礙，邁向和平協議所必須面對敏感性議題，兩岸各自內部政經情勢，以及兩岸與主要大國或區域集團互動和區域安全因素等，都是邁向和平協議必須面對的課題。
面對上述結構性障礙，兩岸唯有逐步建立和平協議所需要支持架構，不斷形成有意義解決敏感性議題的務實策略與新思維，進而建立足以形成“政治對話氛圍的互信基礎”，才有利於未來和平協議對話之啟動。
就和平協議的支持架構而言，兩岸兩會到目前所簽署的9個協議，以及協商中的金融監理備忘錄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等，均有助於促進兩岸經貿正常化，進而作為兩岸關係正常化的基礎。
但是，必須強調的是，兩岸經貿正常化的各種協議固然可以作為兩岸累積互信的基礎，但是各項協議執行過程中，若因政治因素而受到干擾或人為的扭曲（如達賴訪台、熱比婭事件對大陸觀光客行程之影響），則不但將對擴大經貿正常化之前景，造成負面影響，也可能增加台灣內部對兩岸政治對話或和平協議的不信任感，值得兩岸當局注意。
兩岸各自均需建立內部共識
此外，兩岸經貿正常化過程中，若無法兼顧台灣基層民眾、弱勢產業與族群的實際利益，則未來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現象，也會造成社會弱勢族群對兩岸經濟交流與中國印象的反感。
就“建立共識”而言，除台灣內部之外，兩岸也必須各自建立對敏感問題的內部共識。因為目前兩岸對於如何定位“中華民國”，台灣國際空間、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兩岸政治意識形態對立問題等敏感問題，不但大陸內部未建立共識，台灣內部更因為這些問題的爭議，而影響兩岸在低政治問題上的協議，這些問題共識的建立，除了兩岸應確立其發展目標外，更應從對方政治、社會、文化與意識型態的角度，思考解決問題的可能選項。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兩岸關係之深化與兩岸內部之發展，都讓兩岸愈來愈難擺脫政治議題，也必須開始思考如何解決敏感問題之策略選項。
整合朝野智庫力量共謀對策
對此，台灣除了主張“大陸不撤飛彈，台灣不願意談判”之外，也應對兩岸政治關係、政治意識形態對立、“中華民國”地位、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等問題，思考對台灣有利之主張。為避免“和平協議是投降協議”的刻板印象，政府可以考慮委託藍綠陣營之智庫，就兩岸和平議題進行研究。再進一步集合朝野智庫之力量，共同探討與研究兩岸邁向和平協議應解決與協商之議題，方能鋪陳兩岸邁向和平協議之可行路徑。 |
